周谷城是我国史学名家中，唯一既撰写《中国通史》，又撰写《世界通史》的史学家。“一笔两史”，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泰斗地位，他在学术上的精深造诣和杰出成就，永远值得我们尊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广大党员干部应该认真学习历史，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一笔两史”受尊崇——周谷城的故事之二

　　文章来源：《益阳红色故事100则》，编著王国奇，中共益阳市委党校(益阳市行政学院、益阳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校(院)长、教授。

　　在周谷城心中，一直有个想法，用当时最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结合自己多年历史研究的成果，撰写新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虽然有前人分别撰写过《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但都采用旧式写作体例，形式和内容上比较陈旧。

　　为了这个想法，他开始大量搜集史料，制成卡片便于检索。他几乎赔上所有闲暇时光，就着昏黄的灯光，沉浸在故纸堆中。那些年时局动荡，知识分子也生活在温饱线附近。他吃得很简单，身体也不太好，但从未中断过写作。经过几年努力，1939年，周谷城出版了80万字的《中国通史》，提出了“历史完形论”的观点。所谓“历史完形论”，就是历史研究者应从全局出发，通过对人类活动各部分及相互关系的分析，获得对历史自身的认识，以此显示出历史自身的完整性。

　　接着，周谷城又开始了《世界通史》的史料搜集与写作。1942年，他受聘于迁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949年，他的《世界通史》正式完成并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打破“欧洲中心论”，进一步阐述他的“历史完形论”。他以文化发展为线索，描述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波斯、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和古代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相互联系、日趋融合的现象。这种独特的体系和框架，为《世界通史》在海内外赢得公认的史学价值。

　　一笔两史，奠定了周谷城在我国史学界的泰斗之位。他纵论古今，评说中外，以一个学者的睿智，将纷繁复杂的中国史和世界史梳理得井井有条。他勇于创新，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为学界所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