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三中，虽因阶级斗争而困惑过，也因所谓出身而自卑过，但是，那一片有着五个又长又深天井的初中部，还有一校园学富五车尚未受其沾溉的初高中老师，却深深吸引着我。

　　一复一日，穿行在既具民清风味又有现代风情的走廊里，领略着天井里四时不断的繁荫和花木的芳香，会觉得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为以后的日子而准备的。如果不是文化革命，我会在这里读完初中，升入高中，然后凭着还说得过去的成绩和表现，跨进最高学府也不是没有可能滴。

　　可是这一切，都被那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给搅了。

　　公元一九六六年六月，似有点不同寻常，在一天热似一天的气温中，同学们的心也仿佛一天比一天亢奋。随着二中一中的大字报陆续飞到三中，校方这天在广播里宣布：在继续批判“三家村”的同时，也欢迎同学们给学校开炮!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校领导，其次是班主任，再其次是非班主任的其他老师。而在这个再其次中，贺老师似乎扳了一本——他的高调服饰和特立独行，那根不离手的文明棍，还有宣传和美化西方，特别什么摩登女郎是什么“S”型身材等，都成了大字报的好素材。有善画的甚至还配了许多漫画，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看点。

　　近几天和校友聊天，大家还依稀记得两份：

　　——《贺玉波不许我们放屁》，一高中同学写的，说的是暂时困难“瓜菜代”那会，杂粮什么的吃多了，上课时便屁声不断，贺老师要大家忍一忍，实在忍不住的可到教室外面“轻轻地——放”。这位同学义愤填膺：屁是人生之气，哪有不放之理，贺玉波干涉学生放屁，是可忍孰不可忍!

　　——《岂有如此扣分法》，也是高中一同学，说贺老师教他语文，考试得了56分，实际得分却为86分，便问为何多扣30分，贺答，你的字基本不认得，我想用30分为你买个教训，从此把字写好。这名同学十分愤怒，说岂有此理，贺玉波和龙普腾原是一丘之貉，挖空心思专门迫害工人子女。

　　其时，我也在暗暗注意那位“我爸给你爸打过工”的樊同学，因“it is 溜溜”挨过贺老师的批，会不会也来一张，结果没有。是贺老师那次没点他的名，心存恻隐，还是“句都造不圝”(语文老师对他的经典点评)的他，非不为也，而不能也?只能暂且存疑。

　　大字报开始集中于大礼堂。大礼堂贴满挂满了就转移到两个小礼堂。小礼堂满了又向教室、走廊和各教研室蔓延。外语组相对于其他教研组小一点，但因所谓的“洋”背景，大字报最多，什么“崇洋媚外”“资产阶级大染缸”“修正主义温床”“裴多菲俱乐部”等，一个个刺目的字眼，一行行打了红杠的标题，密密麻麻吊在空中，让人透不过气来。可怜几位老师，在臭烘烘的墨汁和浆糊的混合味中，低头写检查。

　　怎知他们在写检查呢?

　　这天傍晚，我经过第一任英语老师罗望龄的门口，被她叫进去坐了会。她家居校门左外不过百步，我家在校门右外不到百米，上次离开我班时也招呼过我一次，说初一乱，初一88班最乱，问换了贺老师是否好些了。说贺老师是外语组的招牌，去你们班还是校长点的将。那次，她虽然有点脸上无光，却不无愉悦和轻松，这次一进门就感到了她的抑郁与沉重：

　　小谌，我不明白，对老师提意见就提意见，为什么非要写大字报，光写写大字报，说我爱打扮，资产阶级，也无所谓，反正那些旗袍包括我家老张写的剧本都抄走了，现在的问题是写检查。你说有什么好写的?解放那会我和你们一样，也是红领巾呢……

　　房子里很黑，窗下的脸很白，如果真有个历史长焦距什么的，将她拉近，我仍会觉得罗老师很典雅，就像仕女画里走出来的美人。可那会我不会欣赏，更不知怎么跟她对话，因为她说到“红领巾”时，便凝噎无语了。

　　我有点慌张，不知怎样才好。

　　这以后便知，大字报快乐了学生，痛苦了老师，每一张大字报的背后，都有一颗受伤的心。我以自己的名义，还给写不好毛笔字的同学代笔，贴了班主任不少大字报，他回到家里也肯定不高兴。

　　如果罗望龄躺着都能中枪，外语组那些招牌级教师更何以堪!

　　当年人民政府对国民党县团以下人员的安置，是有讲究的，如益阳，行伍出身的一般安排在码头上，装卸的干活，文职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学，而中学恐怕三中最多，三中则外语组居多——

　　马志峰，上海海关少校翻译，会德、俄、英三国外语;贺玉波，上海滩“反动文人”，《堂吉诃德》翻译者;王敏时，总统府中校翻译，摘帽右派;田吉孚，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毕业，档案记载他参加过13种反动组织;谭观过，支部书记，北师大毕业，苏著名教育家凯洛夫的得意门生，他和田均在外语组兼课;冷权德，我的第三任英语老师，虽不穿西装，但长袜统套西式短裤，这副打扮半年都不会走样，不戳文明棍，却把一根长教鞭戳得活色生香，解放前若没什么污点倒会很奇怪;谢凯元，组长，除了校长属他工资高，因紧挨我家，就老听他对羡慕他的人说“拿多了，拿多了”……

　　还一位另类，叫郭祖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俄文翻译，不知是不是那次“阳谋”翻船后掉的沟。一位杨世石，虽不是外语组的，也顺便一提，“三青团员”“里通外国分子”“反动画家”，帽子一大摞，但国内外参展并在日本获奖的山水作品，也是一大摞。

　　小小三中藏龙卧虎，可谓社会不幸学生幸。想如果不是解放和历次运动，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哪能消受这么多好老师。

　　前年，我的博友也是三中的老师温庆福突然告诉我：贺玉波老师的儿子开了一个博，就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贺老师在中国文坛的贡献远不只翻译。一看果然，老人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还是奉命潜伏的中共早期党员，仅著述就59本之多。

　　当时便一种冲鼻的辛酸，这样著名的学者、文豪和一代宗师，在生命的晚年，竟“潜伏”到了我们三中，且只是A、B、C地教启蒙英语，就我和我的同学来说，岂止是幸福，恐怕得用奢侈来形容。可是，就国家和民族而言，该是一种多大的浪费!对知识分子个人，又是多大的不公!

　　然贺老师的厄运，还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