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益阳 “益阳一老”徐少保(七) 谌建章 徐少保为何能长期潜伏下来 你一看就明白 徐少保的故事讲到这儿，也就过半了。作为采访者的我们，除了发掘发掘再发掘，将这位先烈不为人知的地下工作尽可能捋清，尽可能还原，觉得还有必要适当小结一下，让网友明白，为什么从益阳走出去的一位普通农民，能如鱼得水，在人生地不熟的湘鄂边长期潜伏下来?为什么一个入党才两年的基层党员，能如虎添翼，让破坏殆尽的党组织恢复发展，做大做强? 首先是气候，这个气候，就是武装斗争。 我们知道，在徐少保刚到湘鄂边时，全国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挽救革命，抵制国民党的大屠杀，共产党在八一南昌起义后，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就是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在湖北、广东、江西、陕西、河南、直隶(今北京郊区县、河北、天津等地的统称)等省，先后组织了大小200多次武装起义，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蓬勃兴起的历史性转折。通过这些起义，全国建立了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西、陕甘宁等十几块大大小小的根据地，并建立了一支又一支的革命武装。这些武装便是解放军的最初前身——中国工农红军。
不说远了，只说与益阳近在咫尺的湖北南部，武装起义就先后在沔阳(今仙桃市)、公安、蒲圻(今赤壁市)、咸宁、枣阳、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爆发。参与这些起义的，不仅有当地的工农武装，还有湖南安乡、华容和南县方面的游击队，也有余璜带去的“益阳农民自卫军”。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当然，武装斗争的风起潮涌，并不说明革命形势在高涨，而只是表明：共产党人摒弃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汲取了大革命中没有武装或交出武装的教训。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我们至少也要武装到脚趾，才能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 在众多起义中，毛泽东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的做法，特别瞩目，并很快就成了共产党人的共识。因为，农村是统治者的鞭长莫及之地，到农村去，特别是到经受过大革命风暴洗礼的农村去，凭借山峦湖泊，开展武装割据，进行土地革命，与敌人作长期周旋，共产党就一定会有发展壮大的一天，也一定会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一天。 徐少保就是在这种武装斗争的大背景下，吃准了毛泽东思想，在湘鄂边农村潜伏下来，并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枪杆子，甚至让安乡和南安的县委书记也亲自担任游击队的正副队长，与敌人展开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游击队虽人数不多，装备不硬，但今天“向清乡主任打响第一枪”，明天“捕杀便衣队”“袭击铲共义勇队”;白天“截击敌军运输队”，晚上“夜袭团防局”“袭击保安队”;既有山高林密的“白云山鏖战”“血染梅家洲”，又有雁翎队一样的“洞庭湖上遭遇战”;有专事“讨还血债”，分别要了保安大队长和义勇大队长狗命的复仇战，也有“处决叛徒李纯”或“三打李青萍”的突击战…… 虽然没有恢复武装割据，政权也仍在敌人手里，但那些“清乡主任”“铲共队长”，还有那些“还乡团”和“保安队”，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作恶多端的地头蛇、及那些对地下党知根知底的可耻叛徒，在神出鬼没的游击队面前，至少有所收敛，也有了“怕主”。更重要的是，当地群众，特别是那些拥护过共产党的农民，从这些枪声里，知道了“共产党还在”，“共产党有了枪杆子”，该多么高兴，又多受鼓舞! 所以，这枪杆子，这武装斗争，无疑是地下党在湘鄂边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是地利，这个地利，就是湘鄂边区。 湘鄂边，是湘鄂西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湖南和湖北交界的一大片区域。历史上，凡交界之地，或某个行政区划的西部(一般是山区)，其政治、文化和经济都相对薄弱，与薄弱相对应的民风，一般又比较剽悍，也比较穷则思变，容易接受革命的鼓动。纵观中国造反史，从陈胜吴广到黄巾绿眉，从黄巢李顺到钟相杨幺，还有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无不是从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边界地区，或西部山区开始的。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也不例外，如湘鄂边，湘赣边，鄂皖边，陕甘宁等，都是山区，或现在称之为“老少边穷”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发动起义后，随即就土地革命，就创建根据地。创建根据地，是共产党的一大法宝，是和农民起义显著不同的地方。农民起义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像猴子掰包谷，掰一个，掉一个，如李自成、洪秀全都奋斗到做了皇帝，因没有根据地，或不知根据地为何物，最后说垮就垮了。 毛泽东除了重视枪杆子，还十分重视根据地。因为有了根据地，就有了“分田分地真忙”，就有了农民的积极性。有了农民的积极性，党就有了忠实的拥趸，军队就有了广泛的兵源，这除了和农民起义不同，也和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由于性质和宗旨决定了，这个区别是国民党没法学，也学不到的。因为学不到，两大政党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就是：国民党的兵源从来是靠摊、靠派、靠抓，而共产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执政与否，只是靠动员，靠报名，靠群众的热情和自愿。 正是因为这个区别，也可以说是找到了革命的真谛吧，在国民革命军当过师长的贺龙，南昌起义后回到湘西，凭借自己联络的十余支土著武装，于1928年3月又发动了湘鄂边武装起义，并随即在桑植建立了中共党的县委，及湘鄂边第一个革命政权。因为有了根据地，最后，这里成了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发源地。
不久，便有一根红线，将这块发源地和新成立的湘鄂边特委连了起来。而湘鄂边特委，自然也有一根红线将其属下的安乡县委、常德工委、南县县委、华容县委等连在一块。与此同时，特委又向东伸出一条红线，与以李先念、陈少敏领导的鄂豫皖区及新四军五师连了起来。更重要的是，红军长征以后，这些红线所系的地区又成了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要依托和战略要地。 陈少敏，山东寿光人，她和徐少保一样，是一位1927年投身革命，1928年入党的“老地下”，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
1940年新四军领导人合影 陈少敏(中)，李先念(右) 因革命底蕴本就深厚，再加上湘鄂边——湘鄂西——洪湖——鄂豫皖一大片用红线串起来的热土，另还有新四军和游击队在此活动，虽然湘鄂边自1931年后只能说是游击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根据地，但因为人人心里装有这些红线，这里的地下工作者像生活在母亲的怀抱里，充满了希冀与温暖。 这，便是徐少保等能长期潜伏并做大做强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最后是人和，这个人和，就是党的组织。 因大革命失败，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各地有幸逃脱的党的负责人大多都像徐少保一样，往边界和荒僻之地跑。如跑到常德西洞庭的一些党员，或隐姓埋名，开荒种地，或进湖砍柴，驾船捕鱼，当然也有大隐隐于市的“粮行老板”和“旅馆经理”等。不久，他们中有的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对这些同志，当地党组织或视情联络上级，或垂直联系基层，帮他们找到归宿。找到归宿后，这些人便慢慢融入本土，或“长期埋伏，以待时机”，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 有了上面说的天时和地利，特别是党组织这个人和，在益阳受到国民党通缉及曹明阵等反动势力追捕的徐少保，受过共产党教育和熏陶，一心想为受苦人谋幸福的徐少保，有什么理由只顾个人奔命，而不为党工作，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组织安排，为入党时的初心继续奋斗呢? 当然，徐少保融入湘鄂边后，做得最多的也是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像当初自己被接待被安置一样，接待和安置了许多外地的投奔者，为党“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安乡人民革命史》不乏这方面的回忆和记载。如徐少保的下级，曾任湘鄂西特委常德工委书记的魏恒若，就有段这样的回忆，虽然他的逃亡比徐少保晚了十多年，却或多或少能看到一点徐少保当年的影子。 因原文较长，笔者缩写如下： 1940年底，我在湖北四区简师毕业。这所学校表面上是四区专员公署所办,实际是在董必武的指示下,由我党领导的一所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被进步群众和民主人士美称为“江南抗大”。
当时正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对我党实行残酷镇压，我校毕业的共产党员，未接受国民党的分配，有的转移到了新四军五师鄂中游击区，有的转入到了湘鄂边的地下党。我因松滋县政府说我是“抗大”来的，要捉我，经湘鄂西特委同意，我便带着联系暗号，来到湖南安乡的三岔河联络点，找鄂西特委书记徐少保。 来到三岔河街上，在一个饭店住下，晚上找店主接头，用暗号联系上了。店主说：“同志，组织上已告知我说你要来，你今晚就住下，明天清早我再带你去找徐老。” 次日，我即同店主去附近一名叫王芸夫的同志家里，找到了徐老，又见到了从湖北转移过来的李逊夫、李曼农等同志。虽是第一次相见，但因都是亡命人，又都肩负同一使命，我们像久别重逢一样，不知有多亲热。尽情畅谈了一番，由于工作任务，我由徐老带着又离开了他们。走时我不知去何地，知道也不能告诉他们。他们也只知道我从湖北来，什么时候再见面也不能预料，不能互相交待，而他们在这里搞什么，我也不能问。 途中，徐老同我边走边谈：“特委已决定你去常德地下党任工委书记，管常德、南县、汉寿边界一带的地下工作。这里的组织，过去国共合作时期就搞红了，特别是南县，现在国民党制造分裂，有的组织遭到了破坏，有的同志被捕了，有的叛变自首了，但大部分同志已安全隐蔽或转移。因发展期已过，现在你去接替，主要是对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对党组织进行整顿、巩固，长期埋伏下来，等待时机，迎接革命高潮的的到来。”
其所以不厌其烦，将这位老地下的回忆大段敲来，除了想让网友体味一下地下党人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滋味，也有前面说的那层意思，即因本文开头部分徐少保到湘鄂边如何找党阙如，便想让大家从这里找一点徐老当年孤身找党的影子。 (未完待续) 参与采访：周国兴、温逑勋、徐亮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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