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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益阳】“益阳一老”徐少保(六) 一个去延安工作的机会,就这样放弃了

2019-6-10 09:33| 发布者: 李倩| 查看: 12322| |来自: 益阳在线

摘要:   文化益阳 “益阳一老”徐少保(六) 谌建章   一个去延安工作的机会,就这样放弃了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中国进入全面抗战。这时,虽然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于蒋介石来说,这只是他在 ...

  文化益阳


“益阳一老”徐少保(六)


谌建章


  一个去延安工作的机会,就这样放弃了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中国进入全面抗战。这时,虽然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于蒋介石来说,这只是他在“西安事变”后的一种姿态,是舆论和人心的需要,在国统区,在最基层,国民党对共产党从来就没客套过。以徐少保等为代表的地下党人,依然不能公开身份,依然是秘密的干活。

  1939年4月,徐少保担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1940年冬,公(安)南(县)特委改为湘鄂边特委,他又任湘鄂边特委组织部长。1941年6月,升任为湘鄂边特委书记。

  《安乡人民革命史》说:抗日战争中后期,身为湘鄂边特委书记的徐少保,在安乡建立了区委、工委、县委、中心县委等党组织,加强了安乡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对非常时期敌占区、国统区党员干部的保护与管理采取了许多可靠措施。此外还负责着从湖北公安划来一个区的50多名党员。

  除了安乡中心县委,特委下面还有个常德工委,管理着常德的蒿子港、陈家嘴、天福垸,南县的武圣宫、三仙湖,及汉寿部分党组织。

  


  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使本就紧张的国共关系更加白热化,徐少保领导的地下空间也不断受到打压。这时,上级党派了一名叫王静的女同志来特委协助工作。因王静年龄较大,她和徐少保对外便以姑侄相称,办起了一个家庭织布厂。产品除市上销售一部分,大部分输送给了坚守在鄂南的新四军。

  因国共摩擦不断升级,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委副书记董必武为徐少保的安全着想,要调他去延安工作。徐少保考虑到自湖南省委遭破坏后,这十年他已联络了300多名党员,发展了20多个地下支部,便告知董老,说这些党员点多面广,比较庞杂,没有哪个继任者会比他更熟悉,若万一出点差错,会给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董老沉思良久,同意了他的请求。

  按说,这时就徐少保的职务,与南方局还隔着一个省委,按地下工作的规定,他不可能与南方局有交集,怎么董老会直接过问他呢?

  这可能与徐少保到延安开过一次会有关。

  因为第二次我们到泉交河时,徐爹补充了一个情况,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北石首调关镇一老地下工作者,曾到过他家七八次。老人叫孙斌(又名孙平),七十多岁,红光满面,须发飘飘,每次来都戳根棍子,背包东西,入座后,就从那包包里掏出一张徐少保用毛笔写的“入党誓词”,说是你伯伯当年到延安开会时誊写的新誓词。

  徐爹说,那誓词他看过好几次,所以到现在还记得伯伯那笔字,工工整整,墨迹饱满,有颜筋柳骨之风。只是遗憾,当年他看了也就看了,待知道这幅字的价值后,那白胡子老头却不在了。

  一个白胡子老头,走路还要戳棍子,为什么不辞辛劳,从湖北频频到湖南来找徐少保的侄儿?

  一问,才知孙斌有个女儿,叫孙淑贞,似冥冥中有某种缘分,上世纪解放不久,就嫁到他上司的家乡——原益阳县泉交河镇泞湖村张家屋场队,与徐少保的老家土棚子队打邻居。

  于是,我们开着车,在徐定国老人的带领下,不费事就到了孙淑贞家。

  


  为什么想见见他女儿呢?

  想打听那份“入党誓词”还在不在。因为每一届全国党代会的誓词是不一样的,若徐少保誊写的誓词与“七大”的相吻合,该多好!这样,不仅能知道徐少保到延安的大致时间,也能顺便弄清董老和徐老的关系。虽说地下工作有规矩,与隔着一层的上级是不宜见面的,若作为七大代表,二老之间有交集,便是自然而然的。

  


  然而遗憾,这位已然是82岁的女儿却丝毫不知他父亲包包里装过什么。好在她的女儿,即孙斌的外孙女知道湖北舅舅家的电话。为节约她的话费,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摁了过去,可能那边看到的是一个陌生号,这边任他的外甥女怎么解释,那边厢舅舅横竖就是一句话,“外公那包东西没保存”。

  一阵沉默过后,这外孙女又记起一个事来:外公在我家还留下过一本油印册子,我再找找看!说着便旋风般地上楼。未几,一本泛黄的《郭仁同志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史略》摆在我们面前。顺手翻翻,郭仁乃新四军五师江南游击指挥部湘中游击纵队司令,是孙斌从军后的上司,作为下属,他一定参加了撰写或回忆。麻麻浸浸的字里行间,不时也有“徐少保”的名字闪现。

  


  虽然是带着遗憾离开的孙老太家,但徐爹却安慰我们,说孙斌的儿子没将话说死。我们问为什么,他说:“这个儿子我知道,八十年代给地下党平反时,上面只承认他父亲参加过游击队,而没有承认他的地下党,因为他入党是我伯伯发展的,伯伯牺牲了,就没人作证了。作为儿子,他虽然对组织有意见,但他只说“没保存”,而没有说“烧掉了”,所以我相信,如果组织出面,到湖北找找他,说不定那誓词还在。

  这时,记者忽想到也是地下工作者的高文华,徐少保是不是像这位益阳老乡一样,到延安参加的是白区工作会?据说,原名叫廖剑凡的高文华,就因为这次会,毛主席看他长得高,便问他叫什么,一听他是湖南口音,便叫他坐到前面来,说:“老廖,你长得又高又大又有文化,我看你就叫高文化好了。”也巧,这廖剑凡的外婆家正好姓高,于是就按主席旨意,连名带姓改成了高文华——反正地下工作是须经常更名换姓的。

  只是,那白区工作会是1937年召开的,不可能修改入党誓词呀。再说那时的孙斌也可能还不在党。他是1944年在徐老的推荐下,入读新四军五师“洪山公学”前,才入党的。

  由此,我们也进一步认为,徐老如果没参加“七大”,那么在“七大”之前或之后的某次会议也有可能。反正,只要有机会,能去一趟延安,看看心中的宝塔山,甚至见一回毛主席,对一个长期潜伏的老党员,是多大的向往,又是多大的幸福!且就他的资历,和与高文华相当的职级,去一次延安,也并非神话。最重要的是,孙斌,作为一个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地下,一位跟随徐老多年的老部下,那句“你伯伯当年到延安开会”,绝不是兴之所至,虚幻之言!

  现在的问题,不是去没去延安,而是去了后,他会不会留下个什么纪念?

  本长篇一开头,我们就摘了《益阳县籍在外地部分革命人物简介》一句话作引言,说徐少保为了不暴露身份,“一生中没有拍过一张照片,哪怕是最有意义的一刻,也不留下任何纪念”。到延安开会,当然也如此。但基于此行的意义太大,于是,悄悄写一纸新颁的“誓词”,这样既为自己留个念想,紧急时刻又便于处理,新党员宣誓时还用得上,可谓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呢?且书写毕,还交由下属保管,更是万全之策呀!

  好,去延安的事暂且说到这儿,咱还是来看看进入抗战后的徐少保。

  抗战期间,党对地下工作的要求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徐少保作为湘鄂边地下工作的头,不是被动片面地理解这句话,而是主动辩证地践行之。安乡革命史一书,不乏这方面的记载——

  1939年10月,抗战时期的公南特委成立。特委书记曾惇和宣传委员徐少保,在公安县举办了一期“湘鄂西地下党干训班”,参加培训的有公安及附近各县的骨干党员约30人。培训班设在澧县、公安、石首交界的胡家厂乡,一个偏僻的有八字门楼的老宅里。学员们系统地学习了国内外形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的“三项十条”等文件,时间长达40天。这是时任陈家嘴区委委员孙中原的回忆。

  


  徐少保的联络员朱重群则回忆:1941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加强党性锻炼”的文件,徐老在传达时,用文天祥的故事,教育我们继承优良传统,增强革命气节,经受住坐牢、拷打、杀头的考验。要求每人都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背下来。在煤油灯下,他还给我们系统讲述了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彭拜等著名烈士的小传。

  1943年,徐少保在安乡天福垸办了一个“忠恕国学馆”,为抗日培训骨干,先后培训学员30多人。他让会武术的孙中原当馆长,自己则任“代课先生”,以“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启发和教育学员。要求他们不仅学好文化,还要会一些武术,做到强身健体,以备不时之需。后来,这批学员大部分入了党,有的被选拔到新四军五师“洪山公学”去深造,有的则直接走上抗日战场,也有的留下来充实地下战线。

  1945年2月,中共安乡县委在这些学员中先后选派了彭楚梅、虢凤梧、孙孝先、孙长林、曹玉娥、李智仁、赵玉魁、孙斌等 20 多名青年,分三批护送到“洪山公学”。当时,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创了以培养抗日干部为主要任务的革命教育。1941年创办的洪山公学,是所有根据地规模最大的干部学校,被誉为“革命干部成长的摇篮”。

  需要说明的是,安乡学员中的这个彭楚梅,是一位地道的男同志,只是他个头较小,身材也较为秀气罢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这位小个子还在常德任过县长,当他获知老上级徐少保在益阳有个亲侄儿,便多次搭信给徐定国,说自己工作较忙,让他有空一定来常德走走,他要看看徐老的这个至亲。

  徐爹深情地回忆,说那年他还只有30多岁,便好玩一样去了常德。彭县长一见面,作死的一把箍了他,连连说:这可是徐老的后人了!这可是徐老的后人了!

  招待他吃过午饭,彭县长便将他安排在宾馆,又给在蒿子港的孙中原通了电话。孙中原60多岁了,见了徐定国,也好一番激动,说他是常德本地人,1939年8月,徐老作为湘鄂边特委的组织部长,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就有他和孙斌,后来他弟弟孙复元也被发展进来了。

  他还说,因父亲从小带他习武,他会点功夫,徐老便让他当了武术馆的头,培训进步青年。可是解放后,因徐少保牺牲了,他这个地下党没人能证明,加上他较为复杂的习武身份,被当作反革命,扎扎实实坐了几年牢。进入八十年代,才平反。

  彭县长则告诉定国,当年去洪山公学还有你伯伯的继子,你的堂兄李智仁,当时只有13岁,是最小的学员。还一个叫赵玉魁的,是烈士赵福生的儿子。赵福生是中共安乡县委委员,是一次组织遭破坏后被捕牺牲的。接着,他和定国彻夜长谈,讲了许多洪山公学的往事——

  从安乡出发到武昌县的洪山,虽不过300多里,但既要通过蒋管区,又要通过日伪敌占区,还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游击区,所以有时要日宿夜行,有时要绕道迂行,有时情况紧急,又要隐蔽起来,伺机再行。记得一次哨卡盘查很严,我和曹玉娥还扮成夫妻,孙孝先和虢凤梧扮成娘家的大哥和二哥,孙长林年纪最大,装父亲,就这样以父子接新人的办法,蒙混过关。记得是正月十五出的发,到正月尾头才入学。

  


  我们是第二批出发的,是你伯伯亲自写的信,介绍我们到张泽生处,再由他写正式介绍信。张当时是鄂豫边区县委书记兼新四军第五师江南挺进支队政委。一路上,都由你伯伯的交通员王老黑带路。辗转到达目的地后,接见我们的是军区首长廖汉生,他谈到希特勒即将灭亡、日本鬼子也快投降时,两眼都放光了。最记得他左手摸着胡茬,右手做着手势,风趣地说:我的胡子像鞋刷子一样了,老喽,你们才是早晨的太阳,前程无量呢!其实我们后来才知,他老什么呀,才34岁呢!

  


  公学分高级班、初级班、民运班、青训班、武工队、文工队等几种形式,民运班是培养地方干部,武工队是培养军队干部的。我们因为在你伯伯的忠恕武馆学过,都分在高级班。学习的课程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唯物辩证法等。学习之余,大家唱歌打球,不亦乐乎,什么“兄妹开荒”“我们在太行山上”“新四军军歌”“抗大校歌”等歌,到现在我还会唱。

  我们还开荒、种地、砍柴火。我个子小,一次背了捆很大的芦柴,两个腿肚子只打颤,被宣传队那些秀才看到了,很快就编成快板,到现在我还记得:“彭楚梅,干劲大,背捆芦柴百七八,走一走,爬一爬,三座大山移掉它!”你看,将砍柴火与推翻三座大山联在一起,这宣传员厉害吧……

  


  (未完待续)

  参与采访:周国兴、温逑勋、徐亮军


路过

雷人

握手

鲜花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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