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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麻石街】风雨孤儿路

2019-3-18 09:20| 发布者: 李倩| 查看: 1431| 评论: 0|来自: 益阳在线

摘要: 从银城到京城   作者:尹佩琪 ,女,高级工程师。1944年12月出生于益阳县羊舞岭。在原航空部第609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30余年。   家破人散 一   距益阳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一山村叫“羊舞岭”, 村子周围的山 ...

从银城到京城


  作者:尹佩琪 ,女,高级工程师。1944年12月出生于益阳县羊舞岭。在原航空部第609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30余年。


  家破人散


      一

  距益阳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一山村叫“羊舞岭”, 村子周围的山上一年四季长着郁郁葱葱的毛竹和油茶树。在一片竹林与油茶树的山脚下,有一座用青砖黑瓦盖的黄氏祠堂——文泾公。祠堂黑色大门外有个地坪,这是人们夏天乘凉,秋天晒谷的地方。祠堂里有个天井,天井周围几间房里住着七、八户黄姓人家。穿过祠堂南边一扇小门,是一排后建的五间房,南北排列。这里住着1947年搬来的唯一黄氏外姓人家——我的父亲尹再云。他有三儿四女,我排行第六。大哥“竞成”,二哥“有成”,小弟“复旦”,大姐“佩琼”,二姐“佩兰”,三姐“继舜”,我叫“佩琪”,平时人们很少叫我们三个女孩的大名,分别叫“哲文,小吾,细毛”。父亲很少在家,至今我都记不清他是什么模样。只听人说父亲是教书的,都称他“再云先生”。

  1948年快立冬的一天,正在省立五师上学的大哥因肺病,咳嗽吐血,被人用轿子抬回家来。大哥成绩优异,一心想上大学,可家里没钱供他上高中。当时湖南大学有个规定:考试成绩在前三名的学生可免除学杂费。因此,大哥一边上师范一边自修高中课程,为了让成绩进入前三名,他在学校里废寝忘食拼命学习。师范二年级时,便报考了湖南大学,大学刚考完,他竟咳嗽吐血。学校只好请人将他送回家来。1948年底,年仅十六岁的大哥带着无法实现人生理想的遗恨,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1949年8月,益阳解放,父亲担任益阳县兰溪区解放后的第一任区长,并当选为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姐也参加了革命。解放后的益阳百废待兴。父亲压抑着痛失爱子的悲伤,夜以继日工作。繁忙的工作使父亲难得回家一次。

  1950年7月的一天,天气格外闷热。突然,狂风卷着暴雨从天空直泻下来,一连几天,滂沱大雨下个不停。资水猛涨,在资江两岸,洞庭湖边的垸子外地势低洼,处在洪水的包围之中,一旦大堤缺口便是一片汪洋。兰溪区是洪水威胁最严重的区之一,区里成立了防汛抗洪指挥部,父亲任总指挥,日夜坚守在险情最严重的“千家洲小河口”。一天晚上,大堤决口,父亲带领干部群众跳进水中,用身体堵住决口,人民生命财产保住了。然而,当人们将父亲从水中拉上岸后,他再也支撑不住,一头栽倒在大堤上。当夜,大家将父亲送往益阳市人民医院。

  长期超负荷工作,痛失爱子的过度悲伤,压倒了坚强的父亲。父亲的病越来越厉害,县委决定将父亲送到长沙治疗。父亲知道病很难治好,便谢绝了领导的关心,要求出院。第二天,区里派人用担架将父亲护送回家。回家的第三天,他便永远离开了,年仅四十六岁,留下五个年幼的子女和悲痛欲绝的妻子,把家中的重担压到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大女儿身上。

  父亲去世后,区里为他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葬礼。屋外的地坪上,搭起了棚子,父亲遗体入柩后停放了五天,每天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我家堂屋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县、区政府及各乡送来的挽联。追悼会那天,地坪上,田埂上,房后的山坡上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县政委陆强主持追悼大会,并代表政府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在悲怆的喇叭、唢呐声和震天的鞭炮声中,八个人将父亲的灵柩抬起,送往徐家湾枫坡山的松树与竹林中安葬。从枫坡山到我家五、六里的山路上,送葬队伍绵亘数里,哭声不绝,鞭炮声不断,山谷里回响着一片哀痛,四周的群山悲切地呼应着。


      二

  爸爸不在了,家里经济很紧张。为减少开支,每天放学后,二姐、三姐要上山打柴去,一直到天黑了才回家吃晚饭。秋天油茶果熟了,我们姐妹三个一人拿一个布口袋,二姐挑着一对箩筐上山采摘茶籽。在山上,有时为捡一粒油茶果,手被灌木刺划得鲜血直流。

  每学期开学是妈妈最揪心的时候。一个上初中,三个上小学,学杂费、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能上学,我们姐妹三个一到假期就去黄家婶婶家“穿伞”,穿一把伞给一分钱工钱,要花一个多小时。一个暑假下来,我们三姐妹能赚几块钱。另外,二姐和三姐还把家里的稻草挑到离家十多里的益阳湘中锅厂去卖,来填补一点上学的费用和家中生活用钱。然而,这点钱远远不够,因此,我们小学几年没买过书,全靠上课听讲,下课了借书完成作业度过的。那时,我们对书本的渴望,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1952年,二哥初中毕业后因家里经济不允许,没有继续上学,到常德地区粮库当了仓库保管员。二姐小学毕业十三岁,辍学在家帮妈妈干活。她经常和大人一起干繁重的体力活,插秧、收割、除草样样都干。此时,三姐也开始学做家务。她虽没辍学,但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三

  白天黑夜的忙碌和操心,痛失亲人的痛苦,及长期营养不良使妈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1952年8月,大姐被益阳市委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上学。大姐走后不久,妈妈咳嗽越来越历害,她似乎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已感染上痨病。但她一直没有吭声,她深知这个家实在太需要她了。她每天仍旧忙碌,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也不让二姐写信把病情告诉大姐。后来中医开了些中药,但吃了也没有用。

  

  1954年暑假,病重的妈妈与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影,左起前排:笔者、妈妈、小弟,后排:三姐、二姐、大姐。


  1954年11月的一天,妈妈深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叫二姐写信告诉大姐、二哥,希望他俩能回家一趟,见上最后一面。二姐写信后,妈妈每天拄着拐杖,坐在堂屋的大门口,探着头向路边张望,期盼着大姐与二哥归来。盼啊盼,盼来的却是二姐去乡政府拿回来的关于二哥的判决书,判决书上说:尹有成身为仓库保管员,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去大堤抗洪,未及时发现仓库漏雨,致使仓库六千多斤粮食霉烂,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判有期徒刑四年。此时二哥未满十八岁,按法律他还没到判刑年龄。再说,二哥不过是个小小保管员,他去抗洪也是仓库领导派去的。可悲的是当时我们都小,更不懂法律。这一消息对二姐犹如晴天霹雳,她踉踉跄跄走出乡政府大门,发现自己竟不由自主走到了父亲的坟前,于是,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号啕痛哭。但任凭二姐怎样哭喊,无人应答。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太阳西斜,天色渐渐昏暗,哭累了的二姐为了不让妈妈发现自己脸上的泪痕,回家时赶紧在水边洗了把脸。回到家中二姐对妈说:“妈,刚才乡政府告诉我,二哥要去外地学习,暂时不能回家。”“学什么?难道就不能请假回来看看我吗?”极度虚弱的妈妈满含泪水,叹了口气说。

  之后,妈妈的病急转直下,二姐、三姐一直彻夜不眠地守侯在妈妈身边。一个晚上,一阵剧烈的咳嗽后,妈妈微弱地对守在身边的二姐、三姐说:“我不行了,看来等不着你哥和你姐回来了,我死了,最不放心的是你们几个小的。”“妈!大姐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一定能见着她。”二姐安慰妈妈。妈妈喘了口气:“我恐怕过不了今天。哲文,现在你是家里最大的,我走后,你要带好弟妹。”“妈!您不要说了,我们害怕”,二姐泪眼模糊哽咽道。二姐、三姐跪在床前,泣不成声地说“妈!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怎么办?”此时,妈妈消瘦的脸颊上流下热泪,她双眼盯着姐姐,苍白的双手慢慢垂下,妈妈再也不能说话了,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令她有着无限牵挂的世界。

  第二天,天没大亮,哭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哆哆嗦嗦地从床上起来,赤脚来到妈妈住的厢房,只见妈妈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二姐、三姐哭着喊妈妈,但妈妈再也没有回答。妈妈丢下了令她牵肠挂肚的儿女,不甘心地走了。但她无法舍弃年幼的子女,始终没有闭上双眼。闻讯而来的叔叔、婶婶劝二姐不要再哭了,赶紧处理妈妈的后事。

  中午,风尘仆仆赶回家的大姐在地坪里就听到屋内的一片哭泣声,她脑袋轰的一声几步跨进屋里,只见妈妈已经停放在厢房的地上,弟妹们守在旁边哭泣。她一下就跪倒在妈妈的遗体旁,大声哭喊着“妈妈!我是佩琼,我回来看您来了,您听见没有?”房间里回荡着一片哀痛。大姐端详着妈妈,只见妈妈睁着双眼,死不瞑目,心都要碎了。“妈!您放心!我答应过爸爸,现在我也向您保证: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就是讨饭也要把弟妹抚养成人。”说着大姐用颤抖着的手,轻轻地把妈妈没有合上的眼皮抹下来。妈妈似乎听见了大姐的话,终于闭上了双眼。

  大姐勉强止住了悲伤,她要考虑妈妈的后事,现在这个家全靠她来支撑了。平静下来后,发现二哥不在家中,在大姐的一再追问下,二姐不得不含泪说出了二哥判刑的事。大姐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她赶紧就势坐在凳子上,一再提醒自己,不能倒下,稳了稳神,暂且把一切痛苦都埋在心底,首先考虑怎么处理家中的这一大堆难题。

  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要担起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担子,谈何容易?眼前急待解决的是妈妈的安葬和弟妹的安排,两件事都牵涉到一个问题——钱。几年来的不幸,已折腾得家无分文。尹氏家族和邻居见此状况,都来给大姐出主意:让大姐把三个妹妹送人做童养媳,把小弟送人做儿子;让大姐随便找几块板子钉一口棺材把妈妈埋了再说。可倔强的大姐没有这么做,她与几家父母生前的至交反复商量,决定以我家的几间房子做抵押,去购买土改时乡政府没收地主的那口放在乡里的棺材,看到乡政府负责人在犹豫,大姐便当着乡政府负责人与在场人的面咬破自己的食指,在借款人尹z佩琼的名字上盖了个血手印......第二天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妈妈躺在这口过去有钱人才能用的棺材里,被安葬在爸爸坟墓的旁边。

  四

  令大姐头痛的第二个事情是家里四个弟妹的安置,当时二姐最大只有十五岁,三姐十二岁,我九岁,小弟六岁。如果把我们几个留在家,二姐年龄也不大,她怎能担负起照顾三个弟妹这样的重担?大姐苦苦思索着。几天后,大姐通过父亲的学生、羊舞岭完小的教师,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卜腾芳将三姐与我安排到羊舞岭完小住校。当时我刚上小学五年一期,三姐与我一起重上小学五年级。卜老师答应关照我们。

  后来大姐在市委过去一个同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丈夫已去世,没有子女,叫“桃姨”的阿姨,她答应收养小弟。很快大姐又将二姐安排到了“益阳纸楣厂”。一切安置妥善后大姐才回到北京上学。

  1956年的三、四月间,不幸又一次降临,平时体质就不太好的桃姨被诊断得了子宫癌。桃姨这一病,精力与经济都不允许她继续收养小弟。于是二姐决定辞掉纸楣厂那份她并不喜欢的工作,带小弟回家。

  二姐带着小弟回到文泾公不久,村里就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 二姐被选为农业合作社的妇女社长兼会计。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二姐就带着小弟,拎着家里养的鸡或一些其它自产的农产品进城去看望桃姨。1957年秋天,桃姨去世。这个心地善良、曾经像妈妈一样照料过小弟的“桃姨”,清晰地在我们姐弟的心扉上打上了永世不忘的印记。

  (第一部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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