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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麻石街】一百多年前的益阳影像(四)

2018-12-31 20:36| 发布者: 李倩| 查看: 20652| |来自: 益阳在线

摘要: 一百多年前的益阳影像(四) 张 洋 THE END   这期是本系列最后一期,就我和礼百丽女士的简短交往及相关资料,想给网友讲述一下照片背后的倪尔生及其家族,还有湘中信义会在益阳长达半个世纪的情缘与友谊——   ...

一百多年前的益阳影像(四)


张 洋


      THE END

  这期是本系列最后一期,就我和礼百丽女士的简短交往及相关资料,想给网友讲述一下照片背后的倪尔生及其家族,还有湘中信义会在益阳长达半个世纪的情缘与友谊——

  

  约根.爱德文.倪尔生(1871-1922)


  1871年,约根.爱德文.倪尔生出生在挪威北部一个叫特拉纳于的偏远山村。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教会职员和教师。在父母的熏陶和鼓励下,倪尔生在克里斯蒂安尼亚教会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了一所医学院。克里斯蒂安尼亚,即现在的挪威首都奥斯陆。怀着对耶稣的信仰,倪尔生慢慢确立了救死扶伤、传播福音的人生目标。


  

  倪尔生和他的夫人玛丽.维斯洛芙。


  在挪威的一次信义会学生活动中,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玛丽.维斯洛芙,还有一名叫沃尔拉斯.符克德的学生。

  

  信义医院第二任院长符克德为一位后背生疮的患者治疗。


  这位叫符克德的学生钦佩倪尔生救死扶伤的理想和抱负,追随他从医,最后成为他在中国的最忠实拍档和继任者。

  

  倪尔生、玛丽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伊丽莎白、拉格纳和贡渥尔。


  年轻的倪尔生在学医的同时,也学会了装订书籍、做鞋、摄影、木工和雕刻等手工技艺。1900年春,他获得了行医资格,并选派到挪威国家医院实习并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在这个时期,他和玛丽正式举办了婚礼。第二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正值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的侵入加速了清朝的覆灭,《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内地门户洞开,来自西方的商人、传教士等蜂拥而至。挪威作为北欧的老牌海上霸主,其国力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虽已大不如前,但作为基督教路德宗派的重要发源地,挪威信义会也进入到中国内地传教。

  当得知有机会可以去中国传教,倪尔生便联系了挪威信义差会。差会鉴于倪尔生的热情和娴熟的医术,表示愿意资助他。于是,差会动员全国成百上千的地方教会捐募和筹款。很快,倪尔生的经费便有了保障。

  

  西方传教士赶着毛驴,和中国向导一起到乡下传教。


  上世纪初,到中国传教,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一项热举。据有关统计,1905年,来华的新教(基督教)传教士就有3445名之多,到1910年,已增至5144名。按中国人“无利不起早”的想法,自私自利的西方社会派这么多人来中国,还带来那么多钞票,这不是“精神鸦片”“文化侵略”,又是什么?

  但如果本着实事求、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我们就不应全面否认这项热举。虽然他们中确有个别人,犯下过跟传教士身份不符的一些劣行,伤害了中国人民,也羞辱了上帝。但传教士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为了传扬福音,他们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到我们益阳来的这位倪尔生。

  

  传教士中也有女性,1905年就有964人之多。


  享负盛名的美籍教会历史学家赖德烈说:19世纪是一个灵性奋兴的时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初期,反而刺激了基督教的复兴。当时,基督教会动员很多人来从事社会服务,他们不但服务本国,还愿意献身其他民族,当然是以上帝的名义。在高等教育并不普及的时代,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并拥有一技或多技之长。

  

  清末,长沙街景。


  1902年,倪尔生带着爱,乘坐当时最快捷的轮船蒸汽船,历时两个多月,从北欧的挪威来到了东亚的中国。他先到上海,再换乘邮轮,沿长江到了湖南省会长沙。关于这段旅程,倪尔生在日记中描述,1902年5月的一天,他和另外三位来自挪威差会的传教士抵达长沙,中国士兵在湘江畔以极其友好的方式迎接他们的到来。当地群众从港口一路围观到城门。他们一次性见到这么多白人,有的还指指点点,笑着数着:“一个,两个,三个……”

  

  挪威信义会绘制的湖南省水域图

  

  湖南省城长沙详图


  清末时期的长沙,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很大。在寄往挪威信义差会总部的报告中,尼尔生写到:希望在长沙租用一个场所,建立有30张床位的临时医院,这个计划会让我们成为在长沙第一批建立医院的人。

  同时,在20多英里(1英里=1.609344公里)外的益阳开设一家诊所,也在萌芽中。因当时的益阳,已是一座拥有15万人口的中等县城,离省会很近,挪威的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比益阳也大不了多少。倪尔生入“湘”随俗,抱着“一头牛是看,两头牛也是看”的想法,再次给总部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并恳请经济援助——

  当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前来和我团聚,他们将需要一些必备的装备,例如服装、箱子等,因此我不能不请求总部为此提供一些经费,另外我们将前往益阳去寻找新的传教和医疗的区域。

  

  玛丽带着孩子来到了益阳。


  1903年,倪尔生夫人玛丽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来到了中国。他们全家在两个地方兵勇的保护下,沿资江来到了益阳城里的五马坊。这里是老益阳人养马的地方,从明洪武年朱元璋“高筑墙”起就有这个地名了。后来,这里成了挪威信义会在益阳的一个重要据点,由挪威传教士原道明主持修建了牧师楼、教堂和女子圣经学校。倪尔生全家到益阳后,第一站就暂居这里。

  

  五马坊的女子圣经学校、教堂和牧师楼,倪尔生全家住在右侧的牧师楼。


  对于来自北欧的挪威人,在益阳生活定居,不仅要适应这里的气候,还要应对各种常见的疾病,更别提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了。20世纪初的中国是动荡和复杂的,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外国人普遍被不信任,哪怕从事任何职业,都意味着在中国生活有一定危险。

  

  1904年,益阳信义医院施工前的桃花仑工地。


  清末的益阳除了几家老字号药店和一家中医馆外,无有别的医疗机构。当时的益阳还处于频繁的洪水、干旱、饥饿和社会动荡中,医疗救急显得尤为重要。倪尔生开始为新的医院选址。

  五马坊的江对岸有片无名坡地,这里灌木丛生、竹林成荫、桃树环绕,倪尔生被这片原生态的美景深深吸引,位置取名“桃花仑”。他在日记中写到:益阳的桃花仑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地方,尤其在春天,粉红色桃花四处绽放,漫山遍野……

  随后,他再次向挪威总部报告,在益阳的桃花仑分别建一所医院和教堂。1904年4月21日,挪威差会回电,电文就是四个字:“益阳,批准”!这无比激动的回信,让倪尔生开始了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

  

  倪尔生亲自设计的桃花仑信义建筑群模型。


  医院的建设经费很快拨到了益阳,倪尔生从桃花仑的大户陈氏和曹氏家族中购买了所需的土地,并着手设计医院的建筑图,甚至亲手设计了一套建筑模型。模型从医院、教堂、学校、护士学院,到育婴堂等,一应俱全。一个庞大的筑梦计划,在他的事必躬亲和继任者的努力下,不到二十年,就全部实现了。

  

  益阳信义医院,在挪威被谑称为“钉子医院”。乃因建设所需的钉子,曾作为一个捐赠项目,被基督信徒们记在心里了。


  经过两年的设计和施工,1906年11月14日,益阳历史上第一家医院终于建成了。起初医疗条件很简陋,一间门诊室、六十余张病床,没有电灯,连水都需要挑。

  

  倪尔生在信义医院实验室工作。


  区别于传统的中医拿脉号诊,西医是听诊看病,用小白铁砣连两根皮管子的听诊器,塞入医生的耳朵里听病人的前胸或后背,患者无须去药铺拿药和煎药,只需吃上几粒西药丸,或在屁股和手上扎针吊水,就能奇迹般地收到疗效。虽然倪尔生的“皮管子铁砣”很神奇,药费也很低廉,但传统的益阳人找他看病的并不多。

  让倪尔生叫响并打开局面的,是他的肿瘤切除和白内障手术,当时的中医还只能望其项背。

  

  在信义医院做完肿瘤切除的病人。


  随着病人的增加,他邀请了挪威女护士多萝西娅加入他的团队。二人在共同培养中国护士的基础上,于1907年又成立了一家女子护士学院。为此,倪尔生再次向总部申请经费,并依照总部的规划,又创办了信义小学、信义中学堂、瞽目院、残障儿童学校和育婴堂,并动员了十几位挪威和瑞典教职员来益阳。这以后,数以千计的益阳孩童在这里获得了基础教育和慈善关怀。

  

  倪尔生(前左三)和瞽目院残障学生合影。


  1909年,倪尔生在益阳的努力得到挪威信义差会总部的认可,获准回到挪威休假。他在挪威各地教会宣讲,为桃花仑信义会的建筑经费继续筹款,连当时的医院的门窗、床、墙、甚至钉子都被列为认捐项目,因此益阳信义医院被挪威人戏称为“钉子医院”。及至在老一辈挪威人眼里,益阳桃花仑是一个比中国的广州、上海等更让他们熟悉的地方。

  

  倪尔生在益阳的日子里,照相机几和他形影不离。


  在倪尔生的各种手艺中,摄影是他最拿手的。他拍摄的很多照片都被挪威差会总部档案馆保存下来。这些照片有很多是反映医院、学校、孤儿院和教堂工作的,既是世界摄影史上的早期作品,也反映了中国清末民国的现状,更弥补了益阳这一时期的影像空白。

  

  湘中信义会合影。

  

  湘中私立信义医院董事会暂行简章。


  1909年,倪尔生被正式任命为信义会牧师,有了从医生到牧师的经历,湖南湘中信义会总负责一职也委任于他。

  1911年,湖南成立红十字会,倪尔生在董事会负责筹款事宜,与红十字会主席颜福庆一起创建了湖南第一所红十字会医院,专注于湖南的人道主义救助,被中国红十字协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百年前创立的湖南红十字会医院至今还在运转,这就是现在的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红十字会合影,摄于1912年,前中为颜福庆,前右三为倪尔生。


  1918年,拥有传教士和医生双重身份的倪尔生奉命回到挪威,信义差会总部需要一位新的秘书长,倪尔生成为最佳人选。同年,倪尔生和他的家人都回到了挪威,但这些变动并没影响桃花仑信义会的工作。医院及其他信义机构在数年后不断发展壮大,信义医院院长的继任者符克德医生是倪尔生的学生和朋友,在大学时就深受倪尔生的影响,追随并支持他在益阳的工作。符克德担任院长直至1952年。

  

  倪尔生、玛丽和他们的五个孩子在回国前的留影。


  倪尔生和妻子玛丽共有五个孩子,其中三个在中国出生。五个孩子的童年都是在益阳度过的,益阳因此被倪尔生家族视为第二故乡。这五个孩子分别是——

  长女:伊莉莎白,教会执事,在益阳生活和学习了15年,回国后从事挪威女子信义会教职工作。

  长子:拉格纳,医生,创办湖南新化信义医院,1930年来到益阳信义医院继承倪尔生的事业,直至1950年赴韩国红十字会,在首尔创办斯堪的纳维亚医院。

  次女:贡渥尔,出生于庐山牯岭,护士,在桃花仑信义会担任妇女儿童救助工作。

  次子:斯万,1911年在益阳出生,桃花仑信义会牧师、作家,礼百丽女士(1942年出生于安化)的父亲,工作至1949年归国。

  三子:特吕格韦,出生于益阳。

  

  倪尔生去世的消息传到益阳,益阳县政府和益阳群众为其在五马坊教堂举行盛大的纪念追悼仪式。

  

  五马坊教堂内所设的倪尔生灵堂,挽幛书“中国的朋友”。


  1922年,倪尔生因心脏病突发,在挪威去世,享年51岁。消息传到益阳,当时的县政府和老百姓共三千多人,为他在五马坊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哀悼纪念仪式,怀念这位国际友人在益阳作出的巨大贡献。

  尔后,他的子女又陆续回到他们的第二故乡益阳,与倪尔生的朋友继续着父亲未尽的事业,一直工作到1952年。挪威人在益阳半个世纪的开拓,为益阳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物质和文化遗产。至今还保存完好的信义大学教学楼、信义教师楼、五马坊牧师楼、信义牧师楼四栋人文建筑,还有信义医院(今益阳市中心医院)和信义中学(今益阳市一中),都在诉说倪尔生和原道明的功绩,也都在见证中挪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


  

  至今还保存完好的四座挪威信义会建筑。


  附图:


  枫丹白露天罩坪

  ——倪尔生家族在益剪影

  

  倪尔生家族在益阳生活了半个世纪。益阳的西部山区安化,是他们“跑西山”躲日本鬼子的地方,也是他们消夏避暑的胜地。不仅他们,那些年的夏天,益阳及周边的很多外国人,大多都会到安化县大福镇的天罩坪来歇暑。

  

  外国人在这里兴建了二十多栋木屋别墅,说这里风景绮丽,森林繁茂,野物出没,气候宜人,不仅是湘中的锦绣名山,还可与法国的“枫丹白露”媲美。

  

  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一个诗意的音译名,法文原意为美泉,最初是法国中世纪王家狩猎的行宫,因宫内有一美丽的八角型小泉而得名。图为挪威人在天罩坪别墅聚餐,中间抱孩子者为万斯,说天罩坪就是益阳的“枫丹白露”。

  

  倪尔生的次子万斯和他聘请的益阳保姆。

  

  万斯全家合影,前排右一为礼百丽。万斯回到益阳桃花仑后担任牧师,全家一直生活到1949年才回国。

  

  万斯乘坐小船去资江对岸看妻子。

  

  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万斯和他的夫人,即礼百丽女士的父亲和母亲。

  

  万斯在中国用挪威文写了多本关于在中国生活的纪实文学,内容有益阳人民抗战故事、中国风土人情、接触中国军政人物等,这些作品现存挪威差会档案馆。

  

  1944年,数十架日机再次轰炸益阳,死伤数百人,桃花仑的信义学校和医院不得不撤至安化。图为挪威人乘船前往。

  

  信义医院迁往安化东坪,开设了临时医院,救助难民。图为万斯和中国医生合影。

  

  信义中学也迁往安化东坪。图为挪威教会职工和信义中学校教职工留影,照片字幕“西国同道,留别纪念”。

  

  属于挪威孩子们的早餐时间。

  

  生活在桃花仑的挪威孩子在挪威国庆节这天举旗游行。

  

  一位挪威信义会女执事的油画:美丽的资江。

  

  倪尔生夫人玛丽女士(后中)和挪威女护士多萝西娅(后右),在教桃花仑一带的妇女学习毛线编织。清末,封建的裹脚陋习和道德的束缚让妇女不能出门,也无法接触社会。挪威人到益阳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当地妇女融入社会,提升妇女的地位。

  

  信义圣经学校特科第七班留影。照片中的中国牧师毕业后,大多成为益阳及周边地区的教会负责人。

  

  1939年日军空袭益阳城区,挪威作为中立国,在医院空地上用一面巨大的挪威国旗警示日机。这面挪威国旗也保护了很多益阳人。

  

  万斯在信义牧师楼下的防空洞口。

  

  遭到日军空袭的长沙城,残垣断壁,一片萧索。万斯摄。

  

  基督教长沙总部,即使挂了德国的纳粹旗,也照样被炸。

  

  上世纪50年代初,因国内政治变化,挪威人离开益阳。很多受过信义会恩惠的人前来欢送这些国际友人。1952年年底,留守益阳的所有外国人全部撤离。

  

  编者手记:

  以上影像资料大部分为礼百丽女士及其家族提供,少数来源于挪威差会档案馆,版权各归所有,转载请注明原创及出处。文中部分史料摘录于《北极光照耀桃花仑——一个挪威家族的中国情》《益阳市志》《益阳市一中百年校志》《益阳市文史资料》《益阳市中心医院百年院史》。

  至此,《一百多年前的益阳影像》连载结束,谢谢网友观看!

  这些百年影像,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益阳老故事,一段益阳人的对外交往,留给我们的也是一种人文精神和信仰力量。挪威人在益阳的故事虽告一段落,但镌刻在历史长河中的中挪友谊是不会结束的。至此,笔者和编者再次感谢倪尔生先生及其家族,感谢礼百丽女士,感谢在益阳历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愿世界和平常在!

  愿国际主义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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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游客 2019-12-7 11:56
请问益阳那时的挪威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Rev Johan Jorset 的人?
引用 游客 2019-10-10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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