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麻石街

　　方清桃

　　作者简介：方清桃，女，1951年生，1968年下放到沅江阳罗复兴当知青，1972招工至市和平照相馆从事人像摄影及着色，1975年与同是老三届的同学兼知青兼船舶铆焊工的邓竹林成家，育一子一女，均学业有成。

　　母亲离开我们17年了。只要一想起母亲，我就想起家门前的那条麻石街，就觉得母亲并没有走远……

　　是麻石街收留了她

　　我的母亲生于一九二六年农历五月初八。母亲曾告诉我，她是洪江人，至于是洪江哪里的，她却不清楚。

　　在她很小的时候，生父就去世了。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她还不能记事的时候，生母就忍痛把她送给了别人家。而养父母家的日子也是紧巴巴的，吃了上顿无下顿，不久又将她转手送给了别人。至于转手了几个人，是几岁到的益阳，她也说不清。她只知道，打记事起，她看到的就是益阳这条麻石街，就知道自己是要饭的。她曾说，有一次好不容易讨得些剩饭，遇上了大户人家的恶狗，追着她狂叫不已，吓得她一身冷汗，不知是怎么逃脱的。

　　常年的乞讨生活，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有时厚着脸皮凑到饭铺里去端碗、收盘子，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后厨洗碗、扫地……为的是喝得些残汤剩水。

　　因为是麻石街收留了她，也因为洪江没给她留下丝毫印象，所以活了75岁的母亲这辈子就一直生活在麻石街，哪里都没去。解放了，母亲生活有了着落，也成家了，才有了一间定居的木房子。这，就是我儿时的家——地处汽车路下首，广法寺街道的河岸边，左斜对面是中医院，正对面是制药厂。

　　麻石街上不结谷

　　解放了，母亲特别高兴，常说她像换了个人似的。

　　母亲1951年生下了我，三年后添了妹妹，六十年代第一春又迎来了弟弟。如此美满的家，母亲特别珍惜。那个年代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来支撑。由于家庭人口多，生活还是蛮苦的。有时父亲难免性情暴躁，但母亲不善言词，加上菩萨般的心肠，从来不和父亲顶撞。

　　母亲平日穿得烂烂络络，但又补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她奉行的原则是笑烂不笑补。有些大人的衣服不能穿了，就改给我们穿。夜深人静时，妈妈总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我们纳鞋底、织袜子、补衣裳。还时而摸摸我的腿，又为弟妹扯扯被子……

　　国家暂时困难时，每人每月只有少量的计划米，另外还搭配一些红薯丁、糠饼干之类的杂粮。每次吃饭，母亲将杂粮都悉数包揽到她碗里，米饭全给父亲和我们吃，说我们要长身体，父亲给船厂送“蜡块子”(用作船舷的木料)，全是九斤八力的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米五左右的母亲，体重从未超过80斤，作为女儿的我，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如果说人间的甘甜有十分，我的母亲未尝到三分。

　　尽管如此，有时还是有断顿的危险。母亲知道麻石街上不结谷，就经常带我到远远的山里去扯野菜。那些野菜到现在我还记得，什么地米菜、野苋菜、马齿苋、蒿子和蕨菜，掐到篮里就是菜。岂止是菜，那是能填饱全家肚子的粮食呀!

　　有时也打猪草。一次打猪草卖了五分钱，母亲喜得不得了。干这些事情的时候，母亲总是把不满周岁的弟弟和小我三岁的妹妹托附给亲友照看。

　　妈妈一手提着腰篮子，一手拉着我，有时弯腰在老防洪堤畔，有时穿梭到长春垸的田间小道上。有时挖野菜的人多了，我们就不惜走远路，钻进了深山中。

　　深山野菜多，但危险也多。记得一次，遇上了一条不知名的蛇，箭一般地在我母女面前飙过。我害怕极了，身材柔弱的母亲伸出两只手来，迅速地将我揽到怀里，一双惊恐的大眼紧盯着蛇去的方向。到如今我还记得，母亲的脸紧紧贴着我的脸，嘴里不停地念着：崽几不怕，崽几不怕，妈妈在这里……

　　在妈妈的怀里，我感到是那般的温暖和踏实，就算是天垮下来，有妈妈的护佑，我也不怕。

　　麻石街上的煤球印

　　三年“大跃进”，是共和国一段难忘的记忆。

　　母亲怀着热爰祖国，拥护政府的朴素情感，积极投身到了大跃进的热潮中。为了大办钢铁，她和居委会的大妈大婶做煤球。广法寺段的麻石街两边，还有房子后的空坪隙地，都摆满了煤球。妇女们用虔诚的劳动，确保钢铁“元帅”上马。

　　虽然麻石街是白的，煤球是黑的，看上去不协调;虽然那煤球干了，被填进炼钢炉了，但只要不下雨，那煤球印子仍像黑玫瑰一样，在麻石上要开好久。那一年，我就是踏着这些煤球印，去发蒙上学的;虽然炼出来的钢铁，黑乎乎的像牛屎，但母亲的汗水，大妈们的欢笑，还有敲锣打鼓去报喜的场面，都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了。

　　母亲还参加了热火朝天的沿河大堤建设。那时没有任何机械化，甚至都看不到手推车，一担担泥土，全靠妇女们柔弱的肩膀。那时饥荒正盛，大伙的肚子里不是杂粮就是野菜，都不知那长城也似的大堤，是怎么挑出来的。只知道有了这条大堤后，十里麻石街也像长春大堤那边的农田一样，再也冇进过水了。

　　这个阶段，所有的居民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因为买不起菜，我家基本上只买两分钱的豆腐汤。妈常利用豆腐汤上的几点油星，煮一点菜来吃。而那些所谓的菜，除了野菜，就是母亲到河边上捞的烂菜叶，如黄叶子、菜梆子、藕蒂巴、萝卜根。长期不吃油不行呀，于是父亲也偶尔托人开个后门，从皮革厂弄两斤猪肉皮，全家吃得津津有味，胜似过年。

　　因为吃食堂，居民家就不供计划煤了。我们要自己做菜，烧什么呢?

　　母亲就常到河边捡柴火，或到排上剥木皮。每次回家，她就在床上躺很久很久，说是“发黑眼晕”。邻居对她说：你都舍不得吃，是饿得发晕呢!

　　为了让母亲多歇一会，一次我邀上邻居尹翠娥姐妹俩，到排上去剥木皮。这时我第一次上木排。谁知那排没扎紧，我一脚踏上去，就掉进了河里。幸亏尹家姐妹大声呼救，排上的人很快就把我捞了上来。

　　回到家里，母亲见我湿漉漉的像个落汤鸡，浑身筛糠一样，抖个不停，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连连说：都是妈妈不好，拖累了你，拖累了你……

　　那个年代，母亲没有工作，就全力找事做，如到制药厂包药，给蔬菜公司腌制坛子菜，还为别人包洗过衣服，似从来没闲过。

　　包洗衣服，是给父亲制革厂的一位叫任金生的叔叔，洗一个月是多少钱。不知那时是没有搓衣板呢，还是我家买不起，衣服再多，也只能一件件用手搓。任叔叔的工作服特别厚重，母亲搓不动，便泡上肥皂水后，用脚踩，天冷，两只脚很快就成了红虾公。有时也拿到河边的码头上，用衣槌子反复捶，直到捶出清水来。

　　任叔叔是一位十分讲究的人，穿出来的衣服都四角四正，笔挺抻吐。我们家沒熨斗，怎么办呢?母亲就用搪瓷碗盛满滚烫的开水去熨。尽管这样，每月也只有约二元的收入。

　　因常年下苦力，做粗活，母亲的双手像倒锉一样，十分粗糙。

　　在母亲的辛劳和庇荫下，我们全家人顺利地渡过了暂时困难。

　　麻石街上的纺麻机

　　六十年代中后期，益阳的麻石街有一道奇异的晚景，那就是每根电线杆下，都有一台或数台纺麻机。那些纺麻的大妈大婶，还有大姑娘小媳妇，为了节约家里的电，均不约而同将纺麻机搬了出来，就着电线杆上的路灯，嗡嗡嗡嗡纺开了。

　　我妈也是这纺麻大军中的一员，不过她没有在路灯下纺过，因为搬进搬出的，她舍不得我和妹妹出力。我家最小的弟弟，刚走出暂时困难的阴霾，就夭折了。

　　好多年后才知道，益阳的麻袋厂是军需企业，在越南的丛林里，在他们的地堡和战壕里，那些筑工事的麻袋，全是麻石街上的。

　　因为需求量大，或许也是打麻机的质量不过关，我们背回的麻纱还夹着许多麻壳壳。纺麻的第一道工序，就是用一根粗篾片使劲打，只有把纠结的麻团打散了，那些数不清的麻壳壳才会掉下来，这样纺起来才顺心应手。

　　说实在的，手工纺麻不是一个好工作。那些年，屋里有了这台纺麻机，我们的碗里、锅里、缸里，还有桌子上，床铺上，到处是麻灰。冬天，寒气加上纺麻带来的风，显得特别冷。母亲将自己裹得严严的，但手还是冻僵了。热天则汗流浃背，加上蚊子多，手脚上涂满了万金油。一天下来，母亲双脚肿胀发麻，连腰都直不起来。

　　看到母亲太恒心，太要强，为了不影响我们读书，她还不让我们拢边，我和妹妹就总是劝她多歇会。可她说，这总比日晒雨淋没收入的强呀!

　　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每天从天亮一直纺到晚上，有时甚至纺到转钟一二点。哪怕这样，一天最多也只能纺五支纱。一支纱要绕规定的200个圈，约300米长，分甲、乙、丙三等：甲级0.12元，乙级0.10元，丙级0.09元。每隔两三天，我就提着母亲纺的纱去交验。有好几次，那位女验收员给的都是丙级，我气得眼泪只往肚里吞。因为别人的纱品相差得多，都评的是甲级和乙级。

　　回到家，我向母亲哭诉。母亲沉默良久，慢慢安慰我道：“不要紧，我们再加把劲，把等级搞上去，人世上不公正的事自古就有，不要和人计较。”还说：“碰到难遂愿的事，没有人帮我们，就要学会自宽自解!”妈妈的“自宽自解”，让我收获很大，这辈子我没有冤家仇家，不给领导和同志们添堵添麻烦，全仗了这四个字。

　　在妈妈心里，每天能挣到四五毛钱，也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吃点苦，受点欺，就不算什么了。

　　生活的坎坷，诸多的磨难，铸就了母亲的宽容忍让和与人为善，我从未听她抱怨过命运对她有什么不公。

　　养女不读如养猪

　　我上小学时，钢笔用的蓝墨水，是用两分钱一包的粉子泡的。条件好一点的同学，也有买几角钱一瓶的。我每次用完一瓶，都是母亲给我泡。不是舍不得我动手，她是怕我天上一半，地下一半，将那墨粉子撒了。

　　每天蒙蒙亮，母亲就给我们做早餐。她沒有进过学堂门，一个字都不认得，更不知道什么叫学问，但她知道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她讲得最多的话是：“你们现在是赶上了好时候，如果不抓紧，将来就是醒悟了，想读书也沒机会了。”有时候，她还哼着小调：“养女不读如养猪，养子不读如养驴……”

　　为了鼓励我读书，她总是尽量满足我的要求，如学习用品，运动服装，包括运动鞋等，都尽最大努力给我办齐，生怕影响我的学习和读书的情绪。直到现在，我对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都充满了惬意感，因为有谁会知道，收拾得整整齐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家庭的状况很一般呢!

　　小学四年级开珠算课，家里挤不出钱来买算盘。妈妈记得伯伯家有一把烂算盘，懦弱胆小的母亲便麻起胆子，过河渡水来回二十多里，借来了那把算盘，请人修补后给我使用。虽然修补过，但还是少了两个档，但好在不影响初学者计算。在妈妈的呵护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特别是语文成绩，每期的排名都很靠前。

　　我成家以后，母亲和父亲绝大部分时间都和我住一起，老俩口帮我打理家务，照看孩子，日子过得紧张而又充实。每天，母亲还是像过去一样，天刚亮就发煤火，为我们做早餐。早餐常以面食为主，偶尔变化些花样，如蛋炒饭、小米粥、灰面粑粑等，而她自己等我们一出门，就吃隔夜的剩菜剩饭。

　　我儿子体质较弱，学前班和小学一二年级，都是我母亲和我爸轮流接送。冬天的晚上，她还要把孙子的鞋垫放到灶上烤干……

　　一到假期，孩子们就贪玩，临近开学才猛赶作业。我们都有工作，很难管到他们的假期作息，全靠母亲盯着他们。她为此经常给孙子絮叨：“你们有书读是你们的福气呢，我一世冒读过一天书，如果不认真读，将来就只能够翻垃圾、捡破烂、挑黄泥巴卖。”她还督促他们合理安排时间，有规划的学习和生活。

　　母亲的苦口婆心和长期监护，使我的一双儿女在学习习惯和成绩上都有较大进步。儿子如愿以偿考上了医科大，女儿也读了湘潭大学的会计专科。直到如今，姐弟俩都从事着自己喜爱的专业。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家还沒有电视，我的崽女就常到邻居家去蹭，有时怕别人不喜欢，便藏在人家屋檐下看。母亲知道了很心疼，说这不是咯事，小孩的娱乐还是要的，有的人讲电视可以长知识呢，再说老这样看人家的，也影响他们的自尊。说完，便掏出一把纸币给我们，说无论如何也要买一部。

　　我数了数，大约是100多元，便想办法凑足了430元，买了一部14吋的孔雀牌黑白电视机。其实，妈妈的这100来元，都是我们平时给她的零花钱，没想到老人家攒了下来，在关键时刻帮了我们的大忙。

　　母亲恋旧，但也爱花鸟

　　母亲经历了人生的春夏，慢慢进入了晚秋。

　　这年，麻石街迎来了一个叫“北海”的投资者，说是要开发汽车路以下河岸边的居民区，母亲所在的广法寺街道便首当其冲。根据有亲投亲、无亲靠友的原则，母亲和父亲只能投靠住在河对面的我们。

　　所有的家具都上车了，唯独不见了母亲。

　　问父亲，父亲一眼茫然。问丈夫，丈夫似心里有底。

　　原来，老人一个人悄悄地，到下首的街道走了一遭。下首，那儿还有城墙，是益阳人正宗的城内。母亲当年颠沛流离到益阳，城内是不是她的第一站?或者，那儿是他女婿的家，是不是去看看亲家的老房子?或许，什么都不为，就为了在麻石街上走一走，虽然那满街的麻石，随着那场“史无前例”早就不在了……

　　进入晚秋的母亲，做女儿的看得出，她的内心是愉悦的。虽然儿子早夭，但一双女儿都出落得楚楚动人，在该恋爱的时候恋了爱，在该成家的时候也成了家，在该抱孙子的时候，自己还抱上了孙子。特别是，两个女婿都对她孝敬有加，一口一个“妈妈”，喊得咂咂落……

　　女儿还看得出，母亲虽然离开了麻石街，但她并没有失落感，像饥荒年月她知道麻石街不结谷一样，她发现了麻石街以外的东西，同样值得她爱。

　　我们住的船厂，门外有一棵亭亭如盖的桂花树。每年八月，桂花开得满树金黄，几里外都能闻到沁人心脾的幽香。这可是麻石街上没有的景致呀，我发现母亲很快就喜欢上了它。每到开花的季节，她就去那桂树下赏花。看着那一团团、一簇簇的桂花，母亲不是花痴，胜似花痴，久久不愿离去。

　　见桂花落了，落下厚厚一层，她就小心翼翼地捡拾起来，清洗晾干后，便一层桂花一层糖，把它压在玻璃瓶里。到吃汤圆时，放上些桂花糖，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在舌头。平日蒸馒头包子或发糕，也放上一点，味道好极了。

　　特别是在刚出窝的甜酒上洒一层，再盖上几天，那种幽幽缕缕、香香甜甜的酒与桂花的混合香气，更是袭人心怀。每次舀上一小碗，那甜酒还没进口呢，便“酒不醉人人自醉”起来。看来，这桂花酒还真是“妇女幸福之酒”呢!

　　因了母亲的举措，也因了母亲的细心，我觉得家里家外，仿佛到处都充满了桂花的香味。

　　母亲不仅爱桂花，春天的桃花，夏天的荷花，还有冬天的梅花，她都爱。连路边金黄色的野菊花、红白相间的霍柳子花，只要见到，便要留步欣赏，说：我不晓得何该这样喜欢花……

　　我出生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儿时曾怪妈妈怎么给我起这么俗套的名字，叫“清桃”。母亲曾给我解释：“清桃，是希望你长得象桃花一样乖，且做人要清清白白，晓得啵?”我听了无言以对，只好跟母亲玩笑说：乖不乖我不晓得，但清清白白我一定做到!

　　妈妈平时还在天井里或阳台上栽兰草花、栀子花、米桂花、对对兰、月季、玫瑰等许多花。每年端午节前后，看到她把雪白的、喷香的栀子花分送给邻里时的喜悦，房子里因插满了栀子花而散发出来的芬芳，我们也跟着陶醉了。

　　母亲不仅爱花，还爱鸟。

　　记得一次，一朋友送来一只油墨水光益阳人叫“牛屎八哥”的鸟儿，给当时正五岁的儿子佳伢子玩。佳伢子爱不释手，用棉绳子吊住八哥的一只脚，叫它“左转”，“右转”，一会儿又按着它“蹲下”，每一次口令都会使八哥不知所措，“唧唧唧”地展开翅膀乱扑。

　　八哥的叫声可能刺痛了母亲，她对着孙子说：“佳佳，这也是一条命啊，快把它放了!”

　　可我儿子哪儿肯。

　　只见母亲操起她的“家法”——一束楠竹桠子，狠狠地打了佳伢子的手一下。隨即抢过鸟绳，轻轻解开八哥脚上的棉绳，双手捧着走出后门，朝着山上轻轻一抛，八鸽回归了山林。

　　母亲的这一举动，让我们很吃惊。佳伢子作为她的长孙，平常是她的最爱，可是面对八哥受虐，母亲却为素不相识的八哥说话了。见我和她的女婿一脸疑惑，母亲干脆亮明自己的想法：“这八哥自由自在惯了，怎经得起这样?我今天的家法打在你们儿子身上，却是在告戒你们：人畜一般同，善待它们，就是善待自己!”

　　母亲高兴时，常情不自禁哼一些不知名的小调，什么“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了娘呀”，“蔡鸣凤在大街，思前想后”，还有一些我们小时候听惯了的儿歌，诸如“月亮粑粑，肚里坐只嗲嗲”，“推谷几，磨谷几，磨只粑粑几。吃一边，留一边，留得翁妈枕头边”，“黄鸡婆，尾巴拖，三岁伢几会唱歌”……

　　只要母亲一哼歌，我们都寂寂封因，认真聆听，岁月就像倒回到了童年。

　　真想再叫你一声妈

　　母亲不在了，但母亲絮絮的话语，时时在我耳边回响：“要懂得过日子的艰难，不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明日忧。”“要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虽然自己的生活好了，但也要在自己能力之内帮助他人。”……

　　母亲不在了，但母亲的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回放：

　　一年端午，有人上门乞讨，母亲毫不吝啬地给了那人一串粽子，还又是饭又是菜的给他装了满满一大碗，一边装还一边嘱咐他，要慢慢吃。我想一定是母亲苦难的童年，和曾经乞讨的经历，激发了她的同情之心和怜惜之情。

　　九二年，我们搬到船厂新五楼，我们和品排的刘国昌师傅家住五楼，他们家上厕所须经过我家门前。一天早上，母亲发现刘师傅的老婆宋师傅频繁上厕所，且脸色苍白一副痛苦状。母亲连忙上前询问，才知是吃了萝卜菜的缘故，害得她上吐下泻。母亲迅急把我喊出来，要我赶快到办公室打电话。不一会，她交警队的儿子回了。母亲还不放心，让我一定陪宋师傅去医院，说有个女的方便些……

　　母亲逝世的前两年，脑子有点不清醒了，但在清醒时，讲得最多的就是，哪天我走了，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要通知，特别是隔得远的，免得耽误他们的工作。

　　听了母亲的嘱托，看到母亲憔悴的病容，想到母亲不久于人世，我的泪水潸然而下。母亲于2001年正月初九日，安祥地离开了我们。我们按照母亲的遗愿，将她的丧事尽可能从简了。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一生都是一个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很低的人。就像大海，因为处在最低处，但它又是那么雍容，那样博大。

　　母亲看似那么卑微，那么渺小，但是在我的心里，她却是那么高尚，那么伟大!

　　面对如此博大的母亲，想想小时候自己的任性，还时不时耍脾气，我真想对在天堂的母亲说：妈妈，我错了!

　　妈妈一辈子沒有工作，更沒有什么感人的事迹，但留给我的总是如花一般的灿烂，如阳光一样的温暖。她的一生告诉了我，幸福不是因为生活是完美的，而在于你能否藐视那些不完美，敢于向命运挑战。还有，做人要心好，要勤劳，要坦荡，要善良，遇到事情不能只替自己想，有了矛盾和纠结要自宽自解……

　　母亲从不羡慕人家有钱有势，只是像母鸡带小鸡一样，悉心带着我们过好自家的日子。她虽历尽孤苦伶仃、兵荒马乱、饥荒灾祸，但从不向困难妥协，总是憧景着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她出身虽然卑微，但心胸豁达，活得自在，总是鼓励自己快乐地向前走。

　　若时光能倒流，我真想再见我的母亲!

　　若日子能逆转，我真想再叫你一声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