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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麻石街】偷听邓丽君

2018-5-4 17:12| 发布者: 李倩|

摘要: 偷听邓丽君 文/杨卫      1995年5月8日,远在泰国清迈度假的邓丽君,因哮喘病急性发作,凄然谢世。许多人撰文吊唁,以缅怀那个甜美的歌喉与娇媚的身影。在众多哀悼声中,我读到一篇北大教授张颐武的文章。与许 ...


偷听邓丽君


文/杨卫


  


  1995年5月8日,远在泰国清迈度假的邓丽君,因哮喘病急性发作,凄然谢世。许多人撰文吊唁,以缅怀那个甜美的歌喉与娇媚的身影。在众多哀悼声中,我读到一篇北大教授张颐武的文章。与许多的追忆方式不同,张颐武没有渲染邓丽君对那个时代的影响,而是从自身经验出发讲述了他早年是如何与邓丽君的声音相遇,并由此引起心灵的震荡,带来情感开悟的过程。其中提到他最早听到邓丽君的歌声,是通过一台砖头块录音机的时候,极为相似的经验,让我突然感觉到了电击一般。同样是因为一台砖头块录音机,同样是由于邓丽君的歌声,砸向我记忆的深渊,将一个锁在我私人抽屉里的时代徐徐拉开,让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久逝的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我是在这样一类革命歌曲的烘托之下,出生于湖南境内的一个江边小城——益阳市。那时,街头巷尾到处洋溢着斗争的激情与革命的口号,仿佛整座城市是一个红星照亮着的战场,随时准备去战斗,随时准备要燃烧。我在这样的环境中,伴着嘹亮的高音喇叭长大,从小对喧嚣哗闹有着某种恐惧。上海学者朱学勤在研究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时候,用过一个词,叫着“广场意识”。我想,这个词不仅只是对应了法国大革命前夜的卢梭,更可以涵盖我们这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孩子。的确,那个年代给我们带来了广场上的灿烂意向,但同时也为我们增加了某种无处避荫的焦炙感。

  正是在这样一种烈日炎炎的焦躁中,一个偶然机会,我无意中邂逅了海峡那边的邓丽君,闻到了一股清新的海风。我最早接触到邓丽君,是她离世前的二十年,也就是1975年,是在一个和风熙熙的春天。我已经忘了那天是因何缘故,家里没有人,我独自呆着感到十分冷清,便打开家里的收音机搜索节目。突然,我拨动的按钮穿过忽隐忽现的杂音,被一个清晰的频道吸住了,里面正缓缓传出一曲婉转而缠绵的歌声,就如同一把带螺旋的锥子,撬开了我紧锁的抽屉。倾刻间,整个世界都坍塌了,我不禁醉倒于其中……

  


  多年以后,我读到唐人钱起的一首诗《锄药咏》,里面有一句“不随飞鸟缘枝去,如笑幽人出谷来”。顿时便被“幽人出谷来”的意向所震住,这多么像我初次听到邓丽君歌声时的情形呀!在一个被意识形态隔绝的时空,幽暗处传来了绵绵情长。那是一种信息时代的人们难以体会的感觉,因为当时的禁锢,因为与外面的高音喇叭形成鲜明反差,使这个声音变得分外妖娆,也格外诱人。于是,我急切地想搞清楚这个声音的来历。通过播音小姐的介绍,我知道了这个柔媚的声音,出自于一个名叫邓丽君的女孩,而这个节目叫《为您歌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这个名字,从此明白了“敌台”其实并不可怕,原来只是比我们这边甜美一些,柔靡一些,抑或温馨一些而已。于是,我便偷偷地记下了《为您歌唱》这个频道,也深深地记住了邓丽君小姐。

  之后的很长时间,只要家里没有大人,我会迫不及待地打开收音机,像打开自己隐蔽的抽屉,寻找着一些时间的秘密。不过,要找到这些秘密,并不容易。因为是“敌台”,时刻受到监视,总有各种电波干扰,所以,我不得不反复寻找,不断地切换频道,才能找到最佳的收听效果,且声音还不能放大,必须关窗拉帘,小心翼翼。那情形真像是做贼一样,心虚得一塌糊涂。而只要家里有人,我就更加心虚了,断然不敢再去踫收音机,即便是收音机被家里人打开,我也是有意躲在一旁,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现在回忆起来,仍觉得好笑。不过,虽然我偷听的机会并不多,且总是在慌里慌张、偷偷摸摸中进行,但里面的很多歌我现在还记得,尤其是《为您歌唱》的主题曲,我已是烂熟于心:


  我要为你歌唱

  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只因你带给我希望带给我希望

  我要为你歌唱

  唱出我心里的悲伤

  只因你离我去远方离我去远方

  ……

  


  弗洛伊德研究过人的潜意识,认为最初的童年记忆,能够成为一个人心灵的避难所,挥之不去地影响其一生。对此,我深信不疑。我总想,假如我儿时没有受到远方的诱惑,感受到邓丽君温婉的声音,我的理解力不会打开,或者说即使打开了,也是炽热如焰,不会有今天这么多款款深情,当然也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感慨万千了。也许,这就是宿命吧。幻想的抽屉,一旦被什么东西拉开,就一定会把这个东西装进去,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邓丽君小姐,就是我儿时锁进抽屉里的秘密。每每回忆起来,都是暖暖哒。

  我可以把抽屉公然拉开,光天化日之下聆听邓丽者,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还记得刚开放时那几年的社会变化,由上而下,突然像换了一个人间,其勃勃朝气,也深刻地波击到我所生活的小城——益阳。随着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下来的人》在电视上热映,街上不少年轻人也戴上了以影片主人公名字命名的“麦克镜”,并脱去身上清一色的橄榄绿,换上了喇叭裤和花衬衫。录音机作为一个新型的科技产品,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起先,益阳街上拥有录音机的家庭并不多,只是在很小范围被使用,且不是后来的立式机型,而是像张颐武描述的那样,形状酷似砖头,只能躺着播放。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家也弄了一台,据说是为了给姐姐学习英语用的。不过,名为学习,实则已完全变成了我和姐姐听歌娱乐的工具。那时候,大陆尚未出现流行音乐,故此,大部分音乐都是靠境外走私,从私人渠道传播进来。而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被翻录次数最多的,无疑就属邓丽君了。

  后来,时代发展,录音机也开始更新换代,由原来砖头块换成了立座式,又由单卡变成双卡,并从一个喇叭扩成二个喇叭、四个喇叭,甚至更多喇叭。但不管如何变化,邓丽君的歌声,却一直陪伴于我。她的磁带也由刚开始的翻录复制,变成了正规出版,且新歌不断,越来越多,仿佛邓丽君有着唱不完的柔情蜜意,可以带给我无穷无尽的想象。我躁动的青春少年,被她的歌曲所抚慰,豪放不羁的意气中,多了一份婉约之情。

  



  1983年,是中国保守势力的一次抬头。那年春夏,掀起了一场“反精神污染运动”,矛头直指所谓资产阶级趣味,而邓丽君则首当其冲,成了“靡靡之音”的罪魁祸首。我所在的益阳街上,有不少年轻人因为追求所谓资产阶级趣味而受到牵连,有的被处分,有的被拘役,有的被收容劳教,就连我这样一个在校的初中生,也未幸免难。因为常听邓丽君,我曾被当地派出所传唤,并通报到我当时所在的学校——益阳缝纫机厂子弟学校,受到学校严厉处分。回想这些,真是不堪回首。

  好在,山高挡不住南来雁,墙高隔不住北来风。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喘息。邓丽君不再是禁区,随着更多港台歌曲的涌入,大陆自己的流行音乐,也慢慢开始兴起。在这个过程中,邓丽君本人虽然已经逐渐淡出歌坛,移居到了海外生活,但她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几乎成了一个流行文化的标志,众望攸归。从老一代歌唱家李谷一开始,但凡能够在大陆流行起来的女声,或多或少都会吸取一些邓丽君的唱法,而像程琳、李玲玉,以及王菲等等,则基本上都是以翻唱邓丽君的老歌起家的,可见邓丽君当年在大陆的影响力。

  


  据说,邓丽君曾一度有机会来大陆举办演唱会,而且某年的春节晚会,导演也试图邀请过她。可惜,阴差阳错,这些都未能成行。1995年5月8日,淡出歌坛多年后的邓丽君,与法国男友在泰国度假,因哮喘病发作猝死于清迈,时年42岁。

  邓丽君逝世时,我早已离开家乡益阳,到了北京发展。她的噩耗,还是艺术家徐一晖告诉我的,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总以为只是一个误传。因为邓丽君在我心中早就抹去了生死和年龄,似乎永远定格在了甜美的少女时期,我无法想象她会老去,更想不到她还会死。然而,邓丽君逝世的消息,很快便得到了一些主流媒体的确认,甚至国内《新闻联播》,也极为罕见地报道。于是,各种悼念文章如雪片般飞来。于是,我痛苦万分,感到一丝凉意沁入记忆的抽屉,夺走了我收藏多年的那份温情。

  自此,我添了一个遗憾。遗憾这一生,对于邓丽君,只能闻其声,却不能见其人。

  2008年,我受高雄琢璞艺术中心之邀,在台湾策划一个大陆当代艺术展,得以有机会在宝岛逗留多日。为了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展览期间,我们一行还专门去了一趟邓丽君的墓园凭吊。

  



  那是位于台湾新北市金山区一个叫金宝山的公墓园,背山面海,风景怡人。邓丽君的墓园就坐落在公墓内,但与旁边其他墓园相隔,幽静独立,自成一体。墓园占地面积大约有70坪左右,是以邓丽君原名邓丽筠的“筠”字命名,名曰“筠园”。据说,筠园是由大陆清华大学前建筑系主任奚树祥设计的,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形,也融入了许多音乐的元素。我印象最深的是以黑色大理石凿成的巨大棺盖,上面雕刻着粉白色的玫瑰花环,棺盖正面还镶嵌有一张邓丽君生前的彩色照片,既肃穆又让人感到温馨。此外,就是利用科技手段建造的一排巨型琴键,嵌入筠园之中,像一架巨大的钢琴埋在地下,里面还终日飘送着邓丽君的歌声。那旋律宛转悠扬,从隐蔽的地底下缓缓溢出,近在耳旁,却又仿如隔世。这让我不由得又回到自己的记忆中,想到了儿时在益阳偷听“敌台”的年代,想起了婉约绮媚的邓丽君小姐……

  邓丽君,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父亲叫邓枢,是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老兵,原籍河北,母亲则是山东人。邓丽君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兄长,下有一个弟弟。邓丽君原名邓丽筠,是父亲以“美丽的竹子”之意,为女儿取的名字,但由于后来多数人都将“筠”字误念为“君”,所以就顺口改“邓丽君”为艺名了。

  儿时的邓丽君,一直是生活在台湾的眷村。所谓眷村,是1949年后专为从大陆退守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兴建的房舍,有点像现在中国大陆的城中村和移民村。总之,与本地原居民隔着语言和习惯,相对比较独立,居住也不是很稳定。儿时的邓丽君,就随家经历了多次迁徙。大概在她出生后6个月,他们家迁到了台东县,1954年又搬到了屏东机场附近,至1959年才落户在台北县芦洲……这种流离转徙的生活,使得邓丽君也跟她的父母一样,从小就感受到了某种无处还乡的失落,故而,对乡愁有着更深的理解。大概这是邓丽君后来能够将她的歌曲演绎成温柔乡,直抵人们心底最柔软处的原因吧。

  事实上,邓丽君的音乐启蒙,就是从眷村开始的。因为那里是中国的一个缩影,集中了天南地北的各种方言和民谣小调、俚歌俗曲等等。所以,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邓丽君也获得了丰富的艺术资源,并由此奠定了日后的音乐基调。即以旧时上海滩的流行音乐为源,吸收了戏曲、民谣等元素,浑然而成的一种婉约之音。不过,早先的台湾,国民党尚未站稳脚跟,眷村之外基本上还是闽南语的天下。故此,儿时的邓丽君仍然有着强烈的“外省人意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国语运动初见成效,岛内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国语流行歌手,并引发了民众对国语的兴趣,才使得邓丽君一口流利的国语变成了优势,从而有了她日后脱颖而出的机会。

  


  1961年,邓丽君正式拜师学艺;1963年,她首次参加“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曲比赛,以一首《访英台》一举夺魁;1966年,她参加金马奖唱片公司的歌唱比赛,又以一首《采红菱》再次夺冠。自此,邓丽君修学从艺,正式踏入歌坛,先是走红岛内,继而受到港人的追捧,后来又风靡东南亚,再后来是名扬日本,最后又在大陆掀起了经久不衰的热潮……若干年间,邓丽君演唱了数百首歌曲,也举办了无数的演唱会,无论是歌曲数量和质量,以及受欢迎的程度,恐怕华人世界无人能及。可以说,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必有邓丽君的声音。她几乎成了温柔乡的代名词,维系着无数游子的灵魂,也将许多人内心的压抑释放了出来,名副其实地赢得了十亿人的掌声。

  这无疑是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太理解,认为邓丽君的歌词过于简单,音乐也很简陋,怎么会如此受人青睐,魅力四射呢?这是不了解那个时代,也没有真正听懂邓丽君。事实上,邓丽君是时代的产物,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不仅只是适应于气贯长虹的英勇壮士,也同样适宜于邓丽君和她甜美的歌声。

  首先,邓丽君出道在台湾。1949年以后的台湾,随着国民党撤退于此,迁入了大批的外省移民。这些人大都经历了流离失舍之痛,所以,需要有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来抚平这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的失落与煎熬。从更大范围看,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无数战争的苦难,百废待兴,一切似乎都是在废墟之上重建。正所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故国不堪回首,就更要有精神的温柔乡来慰藉了。这是台湾乡愁文学崛起的背景,也是邓丽君流行的原因。事实上,邓丽君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在她之前和之后,台湾的文学艺术,对乡愁这个主题的表达,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代表作。比如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余光中的诗歌《乡愁》,以及白先勇的一系小说和戏剧等等。只不过邓丽君是用歌曲来演绎,加之声音甜美,感情真挚,就更有传播力和穿透力,也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其次,是针对海外华人。应该说,相比过去而言,二十世纪是中国人侨居海外最多的年代。这当然有战争的原因,烽火遍地,自然不宜安居。与此同时,由于视域的开放,使中国人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于是,便纷纷飘洋过海,去往了世界各地谋生计。可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每个人实际上都成了一座精神的孤岛。故而,也特别渴望闻到某种乡音,来驱散漂泊的孤寂与焦虑。而邓丽君那字正腔圆的音韵,恰好能够引起共鸣。再加之她的歌曲借鉴了许多旧上海流行音乐的元素,也吸取了某些民间小调。所以,更容易引人入胜,让不同的中国人都能够回味其中。

  最后,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流行,这也是最为戏剧性的反差。如果说邓丽君的歌曲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是起到了维系乡愁的精神纽带作用,那么,她在大陆,很长一段时间,却是构成了某种心灵放飞与思想解放的诱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错位,也折射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正如我儿时因为偷听邓丽君,禁锢的现实才得以瓦解,以及改革开放之初,邓丽君在满目萧瑟的现实世界掀起了情感的波澜一样。诸如此类,都使得邓丽君的温婉之声,转换成了某种坚韧之力,注入到中国社会的开放进程中,促进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无限憧憬……

  


  但无论作为是温柔乡,还是成为万花筒,邓丽君都以她的温柔气质和婉转歌喉,征服了两岸,征服了更多的华人世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可惜,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邓丽君这个错落凡尘的仙女,终于没有在动荡的尘世逗留太久,刚入中年,便凤凰西归了。这让无数的中国人备感失落,更令我悲痛不已。是的,我记忆的抽屉,曾被她拉开,而今斯人已逝,我的抽屉又为谁而藏呢?想到这些,我黯然神伤,不禁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想起了邓丽君的那首经典老歌《何日君再来》。还是以此打住自己的惆怅吧: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

  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

  


  邓丽君走了,不可能再回来。她带走了一个时代,也带走了某种情怀。在邓丽君身后,我看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正在网络世界的飞速运转,以及现代化建设的轰隆声中渐渐消散。所有游子们的故乡,似乎都已经沉沦,再难有情感的慰藉与温暖的填充。

                                          2015.2.21于通州

                                            2018.1.28改于通州


路过

雷人

握手

鲜花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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