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卫，益阳人，生活工作在北京。早先为艺术家，艺术作品与艺术活动被载入多部艺术史著作，后转入艺术批评与策划。现为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秘书长，国际艺术评论家协会(AICA)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委员会委员，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委员，天津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已策划艺术展览和艺术活动近百个，出版著作十余本。

　　益阳知名画家、也是我儿时的“发小”林克剑先生，帮我找到一张湖南城市职业学院郑远明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画的水彩画。画中大树是我家乡湖南益阳市最大的一棵树，需五、六个人牵手才能围住(可惜大树毁于80年代初)，大树后面的楼房为当年的益阳地区邮电局办公大楼，我父亲以前就是在这栋楼里上班(大楼于80年代中期拆除，后在原址上建起了更加雄伟的电信大厦)，而我们家就住在大楼的后面，那里是邮电局家属院，我便是在那里长大。感谢林克剑先生帮我找回了成长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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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意识

文 / 杨 卫

　　我最早对自己的出生地——湖南省益阳市，产生真正的家乡意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时，由于益阳政府要重修成名于三十年代上海的益阳籍左翼作家——叶紫(余昭明，1912—1939)的陵墓，他远在广州的遗孀汤咏兰，以及在合肥工作的堂弟余昭望等人，会常因此往返于益阳。而他们留在益阳的亲戚大都在乡下，办事极为不便，所以，他们每次来益阳时，都会住到我们这个益阳街上的远亲家里。我对益阳的家乡意识，正是由他们从外地带进来的。

　　其实，我们家跟叶紫扯不上有多亲，只是他姐姐余裕春嫁给了我外公的一个堂兄，算起来，早已不在五服之内。尽管我们家跟叶紫没有血亲，但由于我父亲也喜爱文学，共同的兴趣与爱好，将远亲关系彼此拉近，所以，叶紫遗孀汤咏兰也好，叶紫堂弟余昭望也罢，跟我们家素有往来，尤其是身为作家的余昭望老人，更是多次在我们家长住。

　　叶紫的遗孀汤咏兰老人，当年写给我父亲的书信之一。

　　余昭望老人文武双全，不仅是知名作家，长期担任安徽文联的领导工作，而且还是武林高手，战争年代曾立过赫赫战功。显然，他的武术家身份，更加吸引我这个热血少年。当时，社会上正盛行武术热，有这样一位武林高手住在我们家，我当然不容错过，于是，便提出来要向他学习武术。余昭望老人爽快地答应了，不过，他看我太贪玩，不爱学习，也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授我武术的同时，每天再教我一首诗词，我必须在背熟诗词的情况下，再跟他习拳。这是余昭望老人当年曲线救我的良苦用心，我浑然不觉，就是这样被老人家牵着鼻子走，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启蒙。

　　正是在余昭望老人的精心设计下，我接触到了一些课堂上不曾读到的古诗词，其中有一首涉及到益阳，我至今都还历历于心。这首诗名曰《登资阳城楼》，为清代担任过两江总督的道光进士李星沅(湖南湘阴人，1797—1851)所作：

　　资阳一带水盈盈，苍翠如环拥石城。

　　两岸危峰飞塔影，半江柔橹泊船声。

　　荒亭日落裴休宅，故垒风清鲁肃营。

　　遥指前程通虎渡，荆门云树接天横。

　　虽然李星沅诗中描绘的古益阳城廓，在我儿时大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他抽象而概括的语句，展示出一幅优美的画卷，却让我仿佛触摸到了古益阳的底蕴。回想起来，我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益阳有了一种形象的认识。

　　余昭望老人过去写给我父亲的百余封书信，均被我父亲收藏至今，现全部转交给了我。每次看到这些书信，我便会想起余昭望老人，以及我跟他学习的那段少年时光。

　　此外，余昭望老人还用他一口地道的益阳话，经常向我灌输益阳人的思维，告诉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益阳之所以能够出现诸如叶紫这样的作家，就在于这方水土有这样的灵根。正是在余昭望老人的启蒙和影响下，我对益阳不仅有了一种形象的认识，更有了一种价值的确认。

　　此后，我每次再填写自己的籍贯时，都会把原来的山东泰安改成湖南益阳，为此，还跟当时仍在世的奶奶争辩过。因为我父亲是山东泰安人，所以，我虽然出生于益阳，母亲也是益阳人，但籍贯随父，过去一直都是填写的山东。然而，现在我却要将籍贯改成益阳，不免有点见异思迁之嫌，奶奶自然会数落于我。不过，她老人家看我少不谙事，还如此固执，也就于哀声叹气中勉强默许了。这大概就是我作为益阳人有自我主体意识的开始吧。

　　益阳乡友、文史爱好者匡五一先生，帮我找到一本1983年1月的《群众文艺》，里面收录了一篇我父亲写益阳的文章，题图为我的美术启蒙老师、原益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廖正华先生所画。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介绍益阳的文献之一。

　　今天回溯起来，我的人格形成，确实受益于湖南的风土人情。比如我身上带有的那种执拗与倔强，就与湖南人推崇的“霸蛮”精神相联系;而处理事情的应变能力，又与湖南人强调的“灵泛”意识相关联……或许，这正是我愿意确认自己作为益阳人的性格优势。多年后，为了挖掘这种优势，我开始研究益阳的历史，并通过四处搜集材料，积累了大量的文献。正是通过这些文献资料，我才真正了解到生我养我的益阳，其跌宕起伏的沿革历史与异彩纷呈的人文生态。

　　益阳属古县，正如湘军将领曾国荃(湖南双峰人，1824—1890)在同治《益阳县志•序》中所说：益阳“置县最古”。那么，她到底古到什么时候呢?据文献记载，益阳早在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中国时，便已置县，属长沙郡辖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至于其县名，东汉学者应劭(今河南人，153—196)在《汉书》卷8《地理志》“长沙国”条下有注：“在益水之阳。”古谓“阳”者，指“水北”也。因此，益阳就是在益水之北。这是最古老的解释。

　　北魏学者郦道元(今河北人，约466、469、470—527)在著《水经注》时，参照了应劭的说法：“应劭曰：县在益水之阳。今无益水，亦或资水之殊目矣。”一千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沿用这个认识，或把益水说成资水，或将益阳故城放到资江北岸的白马山、南湖洲，甚至沅江等地。然而，最新的考古发现，即在资江南岸的兔子山挖掘出益阳古县衙遗址，既推翻了益水为资水一说，也颠覆了古益阳的县治所在地，将益阳更古老的城池确凿无误地落在了兔子山。于是，益阳的历史亟待重写，也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

　　但是，不管有无益水?也不管益阳之名是否因其而来?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益阳的先民们择居于此，确实是因为这里依山傍水，有着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从上世纪考古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即可得到证明，益阳境内的古氏族聚落，不仅分布广泛，而且人丁兴旺。

　　有道是“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人也是一样，哪里适合生长，哪里就会形成聚群现象。从这个角度看，益阳当属风水宝地。难怪这里历来为兵家所夺，比如三国时鲁肃与关羽在此对峙、南宋时杨幺与岳飞在此相争等等，原因就在于益阳山峦绵延，曲水流觞，既方便出行，同时又适合人们生息繁衍……可惜，由于历史久远，皇者变换，朝代更迭，益阳留下的古文献不多。现在所知最早出现的地方志，是明弘治年间由益阳举人罗允衡著七卷本《益阳县志》;而能够看到的存世版本，则是清乾隆年间由曾璋等人纂二十四卷本《益阳县志》;至于益阳更为古老的历史变迁，已无据可查，我们只能参照这些后人写的县志去追溯，或者通过一些旁证、传说与想象力去弥补了。

　　我收藏的益阳旧城照片，拍摄时间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末。

　　据旧志记载，益阳城的兴起始于唐代，其北岸老城是以鲁肃当年屯兵处为基础，慢慢发展出来的。故而，益阳现在还保留着“鲁肃堤”的地名。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益阳故城由资江南岸迁入北岸，也应该是始于唐。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之一。因其统治时间长，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加之倡商重贾，所以，开创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益阳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市通商，拉开资江水运的历史，也逐渐形成了竹木、鱼米等物资的集散地。据说，益阳后来最为繁荣的大码头，其雏形就是那时候出现的。不过，当时还没有与益阳老城连接起来，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商业区，名字也不叫“大码头”，而称“歧头市”。

　　益阳再度发展，是在宋代。因为宋制沿承唐制，不仅发展商业，而且重儒兴学，所以，更是开创了一个文商并举、繁荣昌盛的时代。欣逢这样的好时代，益阳依靠得天独厚的水运资源，发展商贸的同时，还设馆倡学，兴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学官等一系列宫殿式建筑。益阳的城市格局与城市文化，由此形成。据说，歧头市与益阳老城之间，通过商铺和贸易联系起来，也是始于此时。

　　此后，数百年间，益阳虽几经战乱，甚至元末还遭毁城，但其城廓基本没变，均是以宋城为基础，失而复建，并不断向周围扩展和延伸。直至明清之际，益阳老城已发展出了逶迤十五里的麻石长街……我前面说到李进士在《登资阳城楼》诗中描述的益阳，乃是明清之际发展起来的城廓。

　　我就是生于李进士描述的益阳老城内，虽然待我出生时，已是“文革”的动荡时期，但尚未进入后来的大肆开发阶段，因此，老城里还有不少麻石街，也有许多老房子。我在其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故而，对老益阳还有一些朦胧的印象，尚可以通过李进士的描述，拼凑起一幅古城的图景。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自己还能保留下一点老益阳的记忆，否则，内心绝不会有如此丰富，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如此深情的表达了。或许，这正是我当初从艺的缘分吧。

　　其实，益阳真正发展起来，还是清末民初。这得益于门户开放，即中国向世界范围开埠通商。虽然这种开放最先是被动选择，甚至包含了战败的耻辱，但是，却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也许，这就是祸福相倚的道理。事实上，近代中国的繁荣历史，乃至文明的进程，都是从沿海口岸逐步向内陆渗透的。在此渗透过程中，由于当时的陆路交通尚不发达，故而，水运成为物资运送与文化交流的渠道，使得部分依水而建的内陆城镇，也较早地接触到了世界文明，感受到了世界贸易带来的益处。

　　清末民初的益阳，之所以能够留下“银益阳”的美誉，发展成为湘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完全得益于开埠通商。自此，以资江水运构成连接世界的桥梁，上通邵武，下达洞庭，转武汉，至上海……益阳作为码头城市，早已不只是局限于传统物资的集散，更是成了新商品、新事物的往来中枢。

　　在我儿时，益阳有不少人的说话习惯中，还喜欢夹杂一些“洋”字，比如把煤油说成“洋油”，把火柴说成“洋火”，把肥皂说成“洋胰子”，把铁钉、铁皮说成“洋钉”“洋铁皮”，等等。可见，开埠以后，西洋商品及其意识形态对益阳的渗透和影响，早已融入益阳人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了其历史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洋人进入益阳时的情形。后面的洋楼是原信义大学(二十年代后期改为信义中学)，洋楼保存至今，现为益阳市一中。邮电局家属院就在该洋楼对面。

　　还有一段外来历史与现代益阳不可分割，那就是西方基督教的传入，尤其是信义会的落地生根。清末之前，益阳的宗教虽然也很繁荣，早在唐元和年间(806—820)，就有广慧禅师在资江南岸的白鹿山兴建了白鹿寺，而城内十五里麻石街上，也密密麻麻分布了九宫十八庙，但大都是将信仰供奉于高阁之中，没有和现实进行有机结合。然而，基督教的传入，尤其是信义会的扎根，却与之截然不同，他们不仅只是带来了宗教信仰，更是结合益阳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人文拯救计划。

　　据文献记载，基督教进入益阳，是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从那时候开始，就有挪威、芬兰、美国、丹麦、德国等不同国家的近百名外国教牧人员，陆续深入益阳各地传教。但是，后来对益阳贡献最大，也是在益阳投入财力、物力和人力最多的，则是挪威人。1902年冬，挪威信义会牧师袁明道进入益阳，在益阳头堡租了一所房子卖书传道。1904年，他转到城内的五马坊购得一幢公馆，设为教堂，由此将信义会落定在益阳。此后，信义会挪威差会针对码头城市的益阳，其价值混乱与道德缺失的现状，又投入更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在资江南岸的桃花仑狮子山置地建房，相继创办了信义小学、信义中学、信义大学(由瑞典人创办，后移交挪威人)、信义女子学校、信义医院、信义电讯，以及育婴堂和瞽目院(盲人院)等等一系列浩大工程。

　　民国时期的信义中学。同学们留影的位置，为后来的益阳地委礼堂(1994年益阳撤区改市)，我们家就住在对面。儿时，地委礼堂常会放映一些内部电影，因此，我比别处的孩子多了一些眼福。

　　可以说，信义会以匡时济世、寓教育人的方式融入，不仅只是丰富了二十世纪以来益阳的历史，更是对其人文生态的一种提升。自此以后，益阳作为一个内陆城市，也接触到了世界文明，由此参与到了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关于这点，从信义小学、中学和大学当年培养出来的诸多人才，如谢冰莹、周扬、周立波、何凤山等等，便可以看出其在益阳结出的累累硕果。假如没有信义会在此兴办教育，传播世界文明，益阳大概不会出现这种人才辈出的现象，也就会缺少新文化的光辉篇章。

　　事实上，益阳城市的发展，从由资江北岸转入南岸，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信义会。正是因为他们于二十世纪初转入当时还是荒郊野岭的桃花仑，开荒破土，设教堂、办学校、建医院等等，才拉开了益阳新城的发展史。当然，益阳人民也没有忘记信义会的功劳和贡献，这从当年由信义会命名的地名——桃花仑，仍然被沿用至今，便可看出益阳人对信义传统的吸纳与接受，可以说，早已水乳交融、化于一体了。

　　非常幸运，我在益阳生活时，于新旧两城都曾留下过痕迹。1974年底，益阳大桥修通，将资江南北两岸连接起来之后，我们家便迁入资江南岸，落户在了桃花仑。所以，我出生于老城区的大码头，却长在新城区的桃花仑，对新旧两个益阳均有印象。追溯起来，这大概正是构成我情感丰富的源头吧。所以，我今天回想起益阳，也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既有老街幽巷，又有绿瓦洋房;既是山色如故，又是资水流韵……

　　2017年春节，我回到家乡益阳，在老城区现存的明清古巷里寻找旧日的踪迹。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便离开益阳到了北京发展，自此，也像当年的汤咏兰老人和余昭望老人一样，成了漂泊在外的游子。但是，由于他们很早就启蒙过我的家乡意识，又因为我在益阳经历了许许多多刻骨铭心的往事，所以，离开益阳多年以后，我现在也时常会重复汤咏兰老人和余昭望老人的思乡之情。这也让我仿佛经历了某种轮回，禁不住发出一种前世今生的感慨。正所谓“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其实，城市也跟人的生命一样，因为代代相承，而形成了历史和文脉;又因为不断出走与回归，产生了生机与活力。

　                                            　2018.3.4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