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麻石街

麻石街上数第一(续)

杨国香

　　第一批新结婚证

　　手头有一张益阳市人民政府1953年2月颁发的第34号结婚证书，当是1950年9月益阳建市后的第一批结婚证书之一。此前，益阳城皆为县治所在地(元代除外，益阳升格为州，县城为州治)。可能是强调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吧，证书下面还有市长张志远签名。张志远，原益阳县人，解放前为中共地下党员，后调任常德。

　　另还一张市政府1952年1月颁发的离婚证书。证书的附录里详实记载了男女离婚后双方财产的分割情况。从内容来看，当时对女方的权益有明显的保护性倾向。签名的领导有两个，一个是市长胡为乐，一个是副市长江洪。据载，胡为乐因犯贪污罪，在“三反五反”中被撤职。

　　新中国成立后的婚书，反映了旧的封建婚姻制度被消灭，社会主义新的婚姻制度己建立，并且有法律作保障。因为在1951年，新中国颁布了首部《婚姻法》，新婚姻法最显著的特征是：妇女彻底解放，男女平等互爱，婚姻自由从此开始!

　　但是，贯彻实行《婚姻法》并非易事。婚姻法规定，原来包办的婚姻可以取缔，离婚也是自由的，而这条最难实行。因为在旧社会，如果女子想要离婚，必被捆绑、关押、吊打，或沉潭，实行所谓家法。据当时中南局一个统计，在数万件妇女要求离婚的案件中，被宗族势力和夫权致死致残的妇女竟有数千人之多。所以不要小看了上面的这张离婚证书，历史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付出了多大代价!

　　新中国的结婚证书形式多样，政治色彩也很浓厚。如1958年，结婚证书上就出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前也有两面红旗或五面红旗的。到了“文革”，结婚证还有毛主席语录、林彪题词等。

　　当时，干部结婚一般要经过组织批准。尤其是军人，其对象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进入七十年代后期，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婚姻与生育联在一起了。在领结婚证书的同时，还要领晚婚证、晚育证或独生子女证。若不领后面几个证，结婚证自然领不到。

　　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的婚姻法实行后，结婚证不再是一张纸了，而是一对漂亮的本子，男女各一本，这样便于保存，不易遗失。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婚书是婚姻的凭证。作为人生大事的记录与见证，婚书承载的不仅仅是某对新人的故事，也清晰地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民风民俗的变迁和发展，记录了一段历史进程。下面，请随作者的收藏，看看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老式婚书——

　　清代，是两千年封建帝制发展到极致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妇女是压在最底层的人群，男女的婚姻完全是包办的。这张清光绪年间的益阳县某地的庚帖，当时叫“八字婚书”。所谓八字，即生辰八字，是指一个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四柱干支，每柱两字，合共八个字，故称。而八字婚书，即右边是男方的八字，左边的是女方的八字。男方的八字书是红纸，女方的是绿纸。

　　填制八字书之前，有一个提亲、报八字、合八字的前奏。男方通过媒人向女方提亲，女方如同意接触，就报八字，即女子的出生年、月、日、时，按十大天干(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对应形成男女双方的八字。

　　这个婚帖上男方的八字是：癸酉、葭月、念九、子时，即男子癸酉年生，属鸡;出生月份葭月，即阴历四月;出生日子念九，即二十九;出生时辰子时，相当于零点，子时属鼠。女方的八字是：戊子、葭月、初拾、申时。生肖属鸡，比男方小三岁，也是四月生，日子初十，时辰申时，相当于下午五点左右。

　　根据八字先生推算，这对男女八字相合，鸡和鼠是能和谐相处的。月份和日子及时辰都相配。男大女三岁，也是最佳搭配。因此，双方可以放心结婚。如果八字不合，不管双方是否相配，都是不能结合的。

　　几千年封建社会，用合八字择配婚姻是主要形式。八字理论根据唯物史观，虽然不很科学，但根据人体生物节律，也包含着历代学者与社会实践活动者的辛勤付出，是封建社会命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八字先生的队伍也是代代相传的。许多青年男女从不相识到相识到结婚，就是由这种八字先生和媒婆撮合而“被结婚”的。

　　这张婚帖还附了一张抽签条，签条上写着：“秦晋姻缘秦晋联，无需占卜问神仙。请君快订鸳鸯谱，五色线从缫幕牵。”这是一张上上签。估计是男子听了八字先生和媒人的撮合后，还是不大相信，于是再去抽签问卜。结果抽了一支上上签，印证了八字婚帖。这样，他才放心地与该女子结婚。这个抽签条大概是对不合理婚姻制度的一种反抗吧，不过却从一种唯心跳到另一种唯心上去了。

　　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隨之而来的便是女性解放。对女性的解放，最初表现在松绑放脚，解放小脚女人，接着便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从我收集的民国婚书来看，这个时期旣有通过证婚人的，又有男女双方自愿选择的;有年轻人的，又有老大爷、老太太结婚的;有双双自由结婚的，也有举行集体婚礼的;还有男到女家“倒插门”的。更有三角婚姻的，这时的第三者不叫“小三”，而称“自由妻”，相对原配那种“包办妻”，倒是一种进步。

　　除结婚自由外，离婚也自愿。调解的形式也多样性，既有民间调解离婚的，也有行政调解离婚的。

　　但是，民国时期的农村地区，封建婚姻仍占统治地位。直到解放前，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守节(夫死后不改嫁)与休妻也普遍存在，更有租妻、借妻、卖妻的。妇女依然被压在几座大山的最底层。

　　第一个女县长

　　益阳有个女能人，叫肖庆云，桃江人，是解放初期共产党培养的年轻女干部。1955年4月，她担任益阳县县长，是新中国益阳的第二任县长，也是益阳盘古开天地的第一个女县长。在她之前的中共第一任县长是南下干部董早冬，在一二任之间，有个叫孙仙舫的也代理过一段县长。

　　肖庆云从1955年4月至1968年11月，在县长岗位上干了十三年。按益阳县人民委员会届别划分，这十三年有五届人委，在一个县长岗位上连干了五届，且一干就是十三年，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肖县长工作勤恳，任劳任怨，关心群众，体察民心。就抓粮食生产而言，她在任期内将益阳县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基本解决了几十万益阳县人民的口粮问题。这里有一组她任内的益阳县历年粮食产量统计数字：

　　1956年21670万公斤，1957年22150万公斤，1958年24627万公斤，1959年24776万公斤，1960年16264万公斤，1961年13535万公斤(三年灾害大减产)，1962年20315万公斤，1963年23246万公斤，1964年23251万公斤，1965年24415，1966年28239，1967年26385万公斤，1968年28029万公斤。

　　除了三年自然灾害，其他年份都是上扬的，在没有袁隆平的年代，又是大呼隆的集体经济，一个农业大县能如此，已相当不易了。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粮食从种、收、分配、购销，到食用，每个环节都要抓得很紧很紧。这里有一张肖县长1959年发的布告，证实了她对粮食确实抓得很紧。布告名称是：益阳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双抢工作的几项命令。命令有五条——

　　1、坚决贯彻细打细收，做到颗粒扫仓，适时收割，尽量减少损失。

　　2、坚决贯彻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按劳分配，多产多吃，少产少吃，多劳多得。

　　3、严格收割入库，不准营私午弊，不准瞒产贪污，不准瞒产私分。

　　4、严格按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反对浪费，节约归已。

　　5、加强粮食保管保卫工作。严格市场管理。防霉烂，防鼠雀损耗，防盗窃破坏。任何个人不得经营粮食，不得贩卖粮食或加工复制品。不准私开饭馆，面馆。严禁私人贩卖粮食进行黑市活动。严禁煮酒，熬糖等浪费粮食的行为。一经查获，除没收全部粮食外，按情节 轻重，依法处置。

　　这五项命令值得一提的是第二项，“坚决贯彻三包一奖”，不管这政策是来自县里还是上面，比邓小平1962年提出的“三自一包”，还早了三年哩!不过同时也见出，当年对粮食问题的确抓得很紧，“不准私开饭馆，面馆”“严禁私人贩卖粮食”，并且认为这是“黑市活动”。还有，煮酒、熬糖都是“浪费粮食的行为”，这些，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恐怕是天荒夜谈吧!

　　这里还有几张关于征购粮食的单据和文件，有肖庆云县长的签发。可以说，肖县长是个很称职的粮食县长。

　　不过，作为粮食县长，也有失误的时候，这就是暂时困难那几年，她在双抢时开展的“大兵团作战”。

　　双抢，即抢收早稻、抢插晚稻之谓也，一个“抢”字，可见水稻这种作物的季节性，赶不上或延误了季节，汗水和肥料都会白搭。笔者1959年在市一中念高中时，就参加过双抢。

　　地点在当时的泉交河公社。县双抢指挥部将数千农民包括我们学生集中到这个公社，呼隆隆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集中收割，像赶湖鸭子一样，一个大队半天就割完了。但割完容易，脱粒却难。失误就失误在这个脱粒上。

　　记得当年有个早稻品种叫“农垦五八”，很难脱粒，于是就开展打谷比赛。一次，我就亲眼见一个大队为赶进度，居然想出了一个“火烧连营”的办法，擦根火柴将干枯的禾秆点燃，哔哔啪啪，一大片割倒的早稻倾刻燃烧起来，一粒粒稻谷像炸爆花米一样掉落到了田里。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农民所为吗?

　　这桩往事像一帧旧照片，在我脑子里装了半个多世纪，也纠结了半个多世纪。正因为是农民所为，我才纠结，正因为是农民所为，我才没忘记。其原因，可能是那几丘田格外干旱，能打的粮食不多，烧了不足惜，烧了还可赶进度。还一个可能是打谷的农民肚子饿了，烧爆的稻米可直接充饥。当然也不排除另一层因素，田土入社后是集体的了，农民对田土的感情淡漠了……

　　难怪有专家分析，大跃进的头两年并非自然灾害，而是丰产不丰收(益阳县的粮食总产也证明了这点)!也难怪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恐怕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肖庆云作为一位女县长，作者同益阳县老一代的农民一道，始终记着她的好，至于大跃进中的这点小失误，就不能记到她一个人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