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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麻石街】我的小学

2018-3-6 17:46| 发布者: 宋丹| 查看: 2796| 原作者: 杨卫|来自: 益阳在线

摘要: 我的小学 杨 卫   回想起来,我的读书经历非常曲折,单就小学而言,就读过好几所。这是移民子女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因为我虽然出生于湖南益阳,但籍贯却在山东泰安。作为山东人的父亲,当年被学校分配到湖南来工作 ...




我的小学


杨 卫



  回想起来,我的读书经历非常曲折,单就小学而言,就读过好几所。这是移民子女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因为我虽然出生于湖南益阳,但籍贯却在山东泰安。作为山东人的父亲,当年被学校分配到湖南来工作,虽然与益阳人的母亲结合,落户在了湖南,但几乎每年都要回山东老家探亲。这期间,也常会把我带上。所以,每到这时,我都要暂时中断学业,而往往待到从山东老家返回时,我都会因此错过了学期,也就很难再跟上班了。这时候,如果就地降级,父母怕我丢面子,于是,只好将我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复读;于是,我读书经历中,也就出现了不断转学的情况。


  (一)


  算起来,我的小学,曾经读过四所学校,如果抛开在山东老家短暂读过的一所乡村小学,单就在益阳读过的小学,就有三所。她们分别是原益阳缝纫机厂子弟小学、原益阳大渡口小学和益阳桃花仑小学。这其中,我读书时间最长,受教育最完整,也是对我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学校,当属桃花仑小学。

  


  桃花仑小学是益阳最早的新式小学之一,前身为信义小学,是挪威信义会在益阳兴办的教会学校,始建于1905年。初建时选择的地址,并不在现在的位置,而是在资江南岸的碧津渡上首,即后来的大渡口附近,也就是再后来的益阳航运局所在地。1910年,信义小学由资江边的碧津渡,迁至现在的桃花仑,围绕桃花仑信义大教堂,新建校舍和住宅区,扩大了招生,才初具规模,有了后来桃花仑小学的雏形。

  


  说到挪威信义会,它与益阳的关系,可以说是渊源已久,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首先,它与近代中国门户开放以后,大批的西洋贸易与文化涌入有关;其次,也跟益阳作为资江水上枢纽的重要性,尤其是清末繁荣起来的大码头,作为资江最为重要的埠头,因其贸易繁荣带来大量外来人口的聚集,而亟待精神认同与文化启蒙等因素相关联。

  众所周知,基督教虽然教派繁多,但核心教义,都是强调救赎,推崇博爱。正是这样一种宗教理念,支撑着他们的教牧人员,使他们带着某种殉道精神,不惧艰险,很早就沿着世界贸易之路,将他们的教义与上帝的福音,引向了世界各地。其实,早在唐太宗时期,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即“景教”,就已经传入了中国。只是因为它的教义,即“上帝创世说”,与东方文化相冲突,后被皇帝下令禁止,从而未能传播开来。数百年后的元朝,基督教又曾再度来华,但仍因价值观的矛盾,以及元朝的覆灭,而功亏一篑。直到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神父利玛窦来到中国,以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姿态,调整其教义的传播方式,才得以使基督教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但尽管如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限于极小范围,往往只是在士大夫阶层与沿海个别区域流行。

  


  基督教全面进入中国社会,应该是1840年,即门户被迫开放以后的事情。由于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均以战败而告终,使得当时的清政府不得不被迫开埠,接受世界贸易,从而也为西方文化的全面渗透创造了条件。基督教从原来的沿海个别城市大面积向内陆转移,正是随着贸易的进军路线,而不断扩展开的。不得不承认,这种被动的贸易关系,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平等现象,也不排除个别传牧人员,心怀不轨,也就是后来正统的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这是“文化侵略”。但就整体而言,或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贸易促进了发展,基督教则启迪了民智。尤其是基督教的救赎精神,从自我忏悔开始,为不平等的贸易竞争,不断进行价值弥补,到内地建教堂、盖医院、办学校等等,更是造福一方,不仅传播了文明,也解救了许多苦难的中国民众。当年进驻益阳的挪威信义会,便兼有这样的宗教使命。

  话已至此,必须还得交待一下益阳当时的小环境。正是因为清末的门户开放,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使得资江下游的重要商埠----益阳,迅速地发展起来。尤其是城外,即二堡所在的新开辟的“大码头”,作为资江当时最为重要的转运中心,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排牯老”(排筏工人)、贩子、估客和商人等来此聚集,从而也将城市中心引向该堡,掀起了商业水运文化的高潮。“银益阳”的赞誉,就是出现在那个时候,可见,当年益阳的繁荣程度。

  


  但尽管当时的益阳,水运繁荣,商业发达,可还是有一个极大的缺陷,那就是在十五华里的麻石街上,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失。不仅如此,大码头兴起,催生出来的码头文化,也诱发了违背商业道德的诸多恶行,如强拦硬买、拖欠货款、不讲信用,甚至欺行霸市等等,可谓恶势力横行,黑社会猖獗。所以,急需一种道德力量来束缚。挪威信义会,就是在这种价值严重缺失的背景下,不远万里来到益阳的。

  所谓信义会,是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教会。“信义”二字取自该宗主要教义“因信称义”,强调的是信靠耶稣,而不在于履行教会的条条框框。该会主要分布于北欧各国与美国等地,其大面积进入中国内地,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

  由于益阳大码头的乱象,以及礼崩乐坏的现状,引起了不少外来贸易人士的担忧,所以,信义会也随之将其作为了拯救与启蒙的重灾区。据益阳县志记载,早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陆续就有来自挪威、芬兰、美国、丹麦、德国等不同国家的近百名外国教牧人员,深入益阳各地传教。但是,后来对益阳贡献最大,也是在益阳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多的,还是挪威人。他们不仅只是在益阳建教堂,传播福音,而且还针对其道德缺失的现状,制定了一系列拯救人性、打造信义的人文工程。其具体规划是:由挪威基督教差会直接在益阳成立“中华信义会”(后改为湘中信义会),下办信义小学(后桃花仑小学)、信义中学(后益阳市一中)、信义大学(后益阳师范)、信义医院(后益阳市中心医院)、信义电讯(后益阳电信局)、信义教堂(后益阳市天主教协会)、育婴堂和瞽目院等等。我所就读的桃花仑小学,就是当年的信义小学。

  


  (二)


  在我读书时,中国尚未进入全面城市化的进程,所以,益阳还基本保留着过去的旧貌,与世纪之初的印象相距不远。那时,桃花仑小学的主体,还都是信义小学的基础,学校除了对蓝球场进行了改造,另建了一栋新的教学楼外,其它建筑,大都还保留着旧式的模样。其中,有一幢老式的小洋楼,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年轻教师都住在里面,而我却常常因为调皮,被他们喊过去训话。所以,那幢小洋楼,我进进出出是一个常客。

  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一幢以大理石为基础,水泥砖为材料建造而成的西式小洋楼。主体风格仍沿用了歌特式建筑的设计,保留了高耸的屋顶和尖形的拱门,以及修长的束柱、硕大的窗户等等。但也吸收了一些中式元素,尤其是借鉴了一些江南建筑的特点,比如白墙、黑瓦等等。由此形成一种东西合璧、中西融汇的建筑风格,呈现了一种兼容与调和的美感。洋楼有好几层,楼梯在楼内,沿着墙边向上盘旋,扶手均为石材,结实厚重;但楼板却是木制的,时间久远,早已老化开裂,人走在上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们的几位年轻老师,均住在顶层的阁楼里,那些房子的开间很小,屋顶还是斜的,但倾斜的屋顶上,大都有一扇伸出去的天窗;透过天窗,能看到外面的参天古木,微风拂过,树叶微微颤动,犹如摇摆的舞蹈,启人联想……

  


  此外,我印象较深的,还有我们学校的老校门。那个老校门,还是当年信义小学在桃花仑建校时所建,虽经年累月,已显斑驳,但几经修缮与维护,仍然庄严地屹立在那里。它是由一个宽大的拱形门洞,与厚重的木质门板组合而成,旁边是厚厚的岩壁,涂着白粉;拱门上方铺着黑瓦,与校园内的建筑相呼应,连成了一片极具特色的建筑群;巨大的硬木门板,镶在大理石门框上,门板上面还用铆钉拼出一些装饰图案,无不给人一种肃穆感。那时,学校的大队干部们,常在校门口检查红领巾,而我和几个捣蛋鬼,又常因为没戴红领巾,被阻止入内。故此,我们会常在校门口跟大队干部们发生争执……至今回想起这些,仍觉得少不谙事,难为了当时为我们好的老师和同学们。

  回到我们学校的所在地——桃花仑,其实,繁荣的历史并不长。就这个地名而言,也是伴随着挪威人在此创业而出现的,不过百余年历史。二十世纪之前的益阳,老城区主要分布在资江北岸,南岸还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凹凸荒地。据史料描述,当时资江南岸的益阳,地貌就如同一个山字;山字的两边,由西至东,是相距十里地的会龙山和赫山;山字两个凹的地方,则是秀峰湖与大海塘,而中间这一竖,就是现在的桃花仑了。不过,这一竖的真实地貎,却要比两边矮很多,实际上只是一个近十平方公里的土岗,且当时也不叫桃花仑,而是以山上自然生长的植物命名。它们分别叫:竹山坪、茅草湾、茶树城等等。

  二十世纪初,挪威人选择到这里创业,并把始建于碧津渡下首的信义小学,也一并迁来,便是看上了这里的地理优势。那时候,洞庭湖几乎每年都要发水灾,而在资江流域,来得最早,也是来势最凶的水汛,被称之为“桃花汛”。大的桃花汛来到时,这片土岗的四周,都会被淹没掉,惟独这片土岗郁葱青翠,像是云海里的一仑山峰,屹立在那里。于是,挪威信义会便看上了这块福地,一致决定给这里命名为“桃花仑”。为了使这个地名能够更加形象化和具体化,挪威人还专门从国外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桃树品种,不仅自己在此广为种植,而且还引导当地农民一起栽种。所以,不出几年,这里便桃树成林,每到阳春三月,桃花就满山遍野地绽放。桃花仑因此也就名实相符了。

  到我记事时,桃花仑的桃树,基本上已经砍光了,故而,我没见过那种花团锦簇的盛况。不过,我虽然没有在桃花仑见过桃树,但当年挪威人随同桃树一起种植的酸枣树,我却是见过许多,而且也吃过不少树上的酸枣。由于酸枣树生长速度极快,待我懂事时,这些挪威人种植的酸枣树,大都已是参天大树了。我记得,当时的桃花仑小学、市一中学(原信义大学和信义中学所在地)、老地委(益阳原为地区,1994年改为市,此为原益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是在原信义大学和信义中学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等大院内,都有大棵大棵的酸枣树。我还记得,我有几次逃课,便是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偷着跑去地委大院里打酸枣吃。那种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情形,仿如昨日,至今仍还历历在目。

  


  由于我小学总是转学,读书不连贯,再加上有点小调皮,所以,学习成绩一直不好。为此,父母也是伤透了脑筋。为了能使我的学习尽快得以提高,父母绞尽脑汁,也是想尽了办法。将我从大渡口小学转学至桃花仑小学,就是父母为提高我的学习成绩,所做的一种努力。现在说起来,可能转个学很容易,交钱便可以解决,但在当时却并非易事,尤其是对我这样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从较差的学校转入较好的学校,可谓是难上加难。

  说到益阳大渡口小学,算起来,我只在那里读过两年书,时间是1976年至1978年。此前,也就是1975年,因母亲在益阳缝纫机厂工作的缘故,我在其子弟小学发蒙,正式步入学堂。但同年底,因全家赴山东探望奶奶,只好中止缝纫机厂子弟小学的学业,待到再回益阳时,已是1976年春,早就错过了开学。所以,父母开始重新考虑我的读书问题,干脆就此把我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大渡口小学。

  再说说我们家。其实,我们家原来并不在资江南岸,而是在老城区的大码头。1975年,首座益阳大桥修通前后,我们家由北岸迁至南岸,落户在了桃花仑的益阳地区邮电局。自此,我便在桃花仑一带读书、成长,度过了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少年时光,以及最为骚动不安的青春岁月,直到20岁出头离开益阳。

  回到大渡口小学,它跟桃花仑小学一样,都离我们家不远,只是方向不同而已。大渡口小学紧靠资江边,因为依着益阳过去著名的大渡口而得名。在益阳大桥尚未出现之前,大渡口是贯通益阳南北两岸的重要渡口之一,以前也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不过,随着益阳大桥的修通,连接两岸的纽带,被转移到了桥南和桥北,大渡口作为传统的轮渡码头,也就日益冷清了。大渡口小学就是在此之前筹建起来的,是为了满足北岸居民大量迁往南岸之后,孩子们读书的需要。它出现的时间并不长,1963年建校,而且在1978年,即我离开的那一年,也取消小学建制,改为了初级中学。所以,包括许多益阳人,都不知道大渡口小学的存在。只是对于我,这所学校很重要,因为我后来又在这里读过初中。不过,那已是后话,此处按下不表。


  (三)


  我在大渡口小学读了两年书。1978年底,全家再次赴山东探望奶奶,我只好又一次中断学业,随父母去了老家。这期间,我曾在山东老家的一所乡村小学插班,上了几天学,但因为不习惯那里的饮食,又半途辍学回了益阳。父母看我这样来回折腾,学习成绩日益下滑,甚为着急。这才有了将我降级,转入桃花仑小学的想法。但是,要进桃花仑小学,却绝非易事。因为桃花仑小学是名校,其前身信义小学不必详尽,早已出过何凤山等著名校友,单只说1956年更名以后,桃花仑小学也一直是益阳的重点学校。所以,要进入该校,确实需要一些门路。

  据我父亲后来透露,我当年入桃花仑小学,有好多人帮了忙。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时任益阳地区教育局的贺局长。贺局长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一直很关心我的学习,为了能让我入桃花仑小学,他还专门给校领导写了信;其次,还有我父亲的另一位朋友姚医生,他夫人是当年桃花仑小学的教务主任;此外,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卓列兵先生,也为我进入桃花仑小学读书出过力。

  卓列兵先生是我父亲的文友,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我很小的时候,便在《红小兵》等杂志上,读过他写的小故事。因为我父亲也爱好文学,过去曾跟卓列兵先生有些交往。那时,我父亲和卓列兵,均是业余作者,除了文学创作,都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父亲是邮电局的报务员,而卓列兵则是桃花仑小学的教师。因为这种背景和这层关系,为我读书之事,我父亲免不了要去麻烦卓列兵先生,而他自然也会鼎力相助。如此这般,有局长打招呼,有教务主任接收,又有老师的认可,我进入桃花仑小学,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在桃花仑小学读的那个班,名曰新46班。之所以“新”,是因为这个班原本不在计划内,而是为应时之需额外添加的:一方面集中了当年从外校转入的大批新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本校的一些降级生,可谓是七拼八凑的组合。称其为“新”,也纯属是无奈之举,因为前面已经有了46班,而后面的47班,则属于下一年级了。所以,加个“新”字轻装上阵,也就有了我们这个新46班。

  其实,不单我们的班次新、同学新,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新来的。她叫晏立新,原来在资江北岸的学门口小学教书,1979年调入桃花仑小学,首先就是教我们这批“杂牌军”。晏老师年轻漂亮,那时不过十七八的芳龄,正是美丽青春好年华。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晏老师当时的模样:身材苗条,清丽雅致,透着一股清纯动人的美;她喜欢扎辫子,两根麻花辫,或垂于胸前,或耷拉于肩后,楚楚动人……多少年以后,我曾对外展示过我们的小学毕业照,有朋友看了当时的晏老师后,惊叹不已,追问我后来从事文艺工作,是不是因为当初受了美女老师的影响?我没有回答,但我想,人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后来走上文艺之路,与晏老师的爱美之心最早对我们的审美熏陶,应该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关系吧。

  

  (一排正中为美丽的晏立新老师)


  晏老师对教学很投入,其最大特点,就是能够与学生融为一体。也许是年龄差距不大吧,晏老师常能跟我们一起交心,甚至课后还能跟我们一起玩耍。那时,晏老师就住在学校里面,而且她的宿舍就挨着我们教室,所以,我们有什么不懂之处,可以随时去向她请教。另外,晏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很灵活,懂得因材施教。我们班有个同学,严重偏门,语文和其他科目一塌糊涂,但数学却特别拔尖,经常能越过我们年级,做一些高等数学题。晏老师针对他的数学特长,不仅专门辅导,而且还推荐他去参赛,给他增加信心;再有,我和几个捣蛋鬼,不爱读书,倒是喜欢运动,晏老师就干脆把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蓝球队,让我们发挥运动的特长;当然,对我个人而言,获益最多的,还是晏老师针对我们这些落后生,制定的一系列“帮带计划”。

  所谓帮带计划,就是组织几个家住不远的同学,由成绩好的带成绩差的,成立学习小组,放学后集中到某位同学家,一起做作业,一起讨论,一起学习。这种办法确实很奏效,因为人是环境的动物,尤其是孩子,特别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晏老师把我们这些调皮鬼,放到优秀学生一起,不仅可以让优秀学生帮助我们,而且还可以增加我们学习的信心。

  关于我们这个学习小组,我必须隆重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小组,不仅集中了几个班干部,而且她们也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晏老师的特意安排,总之,通过美的感召,我们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终于循规蹈矩起来,心悦诚服地开始学习了。

  


  若干年后,随着微信的出现,我们失散多年的老同学,又通过微信建立了联系,并且还建了“新46班”的微信群。这之后,我回过几次益阳,也跟当年我们一个学习小组的几位女同学,如刘小燕、汤晖等一起相聚过。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我依然还能从她们身上,看到过去的那种纯真与秀美。只是可惜,我们小组的另一位美女同学张冰,很早就因病去世了,想着她的早逝,再想着她美丽的容颜,我不禁怅然若失。故人已乘黄鹤去,随之而去的,还有我们许多美好的时光……

  不过,时光流逝,虽然改变了许多,但对于多数从桃花仑小学出来的师生,后来都还是往好里变了。学生们自不必说,从小到大,就是一路向上的过程。单只说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晏立新,后来调到了广东,以优秀教师身份在深圳退休;美术老师盛景华,后来成了知名书画家、作家;音乐老师易可可,后来也调入湖南卫视工作,成了著名的记者;体育老师周建安,后来步入仕途,担任过益阳公安局副局长……由此,我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的那句名言:“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都是同一条路。”或许,桃花仑小学,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必经之路吧。

  只是对于我,还是有些遗憾,遗憾的是,我儿时上学走过的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随着后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的家乡——湖南省益阳市,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我曾经走过的上学路消失了,桃花仑小学的小洋楼、老校门等等,也都一概毁于现代化的轰鸣中,早就没了踪影。现在的桃花仑小学,被淹没在高楼大厦之间,据说,已跟周围楼宇连为一片了。不过,我只是听说,却再也没有回去过。


路过

雷人

握手

鲜花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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