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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后街之充闾悲歌(15)有反必肃 有错必纠
2017-12-2 15:36|编辑: 肖沐芸|记者: 谌建章 |来源: 益阳在线 |查看: 5311

  有反必肃 有错必纠

  谌建章


  前面说到,当毛主席接到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政委黄克诚反映,镇反有扩大化的倾向后,当即指示宣传部门,要吸取教训,不要造成“一种非常紧张的空气”,从而使县乡两级均可杀人,或“未遂”也杀的极端行为得到了遏制。可是,在全国的镇反旋风转入较为理智的收缩期后,为什么益阳还在惯性杀人,甚至两年后的1953年,还将率部起义的中将军长谢声溢也杀了呢?

  这里,还是先让充闾的弟弟——邓呈祥校长一吐为快:

  充闾的一生,只有短短31年,前23年是幼儿期和求学阶段,中间4年是教学和从事文字工作,后3年进军大学习、被捕、殒命。他参加过国民党,但只是一般成员;耍笔杆子可能有过错,但无论如何罪不至死;当过五个月县长(从任命到辞职应为一年——笔者注),也无劣迹,更无血债。以后的几个月追随程潜将军和平起义,不说有什么功,但绝无罪,何况共产党有规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然铁的事实摆在这儿,对邓充闾不是“既往不咎”,而是“咎”之过严,不依法律!

  接下来,邓校长还说:

  充闾的死是一场悲剧,不仅使我们全家万劫不复,而且也严重破坏了党的政策,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因为杀了他,在当时不仅不能起到震慑作用,反而使自己营垒里的人莫衷一是。可能有人会说,在社会重大变革或政权更迭之际,错杀几个人在所难免。这是事实,但这种说法不对。因为毛主席在肃反、镇反时就一再告诫,杀人要慎重,“只杀有血债的”,不能像割韭菜一样,韭菜割了可长起来,人头割了就长不起来了。还说机关、学校、部队清查反革命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可有的人就是不按这些政策办,以致造成无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说到此处,老人很是伤感:

  假如充闾不死,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我想他一定可以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人民作出一定贡献。可惜他死得太早,其对社会的损失,不是更可悲么?



  最后,邓校长为当年的平反而感慨:

  好在我们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十分感谢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指示,使充闾和一大批起义人员在沉冤32年后得以昭雪。

  接着又设问自答:

  有人问,人死了这么多年,平反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认为意义重大。不仅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敢于纠错,而且解除了背在我们身上几十年的沉重的十字架,使我们和我们的后辈都能挺起腰杆做人了。我的侄女安安,原本读到初中,就因父亲的问题而读不上去了,现40多岁了,竟然有勇气和丈夫一道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读本科,且双双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毕业证书。他们的一双儿女,大的高中毕业后,保送华东师大,并在大学入了党,小的在上海读书成绩超群,被保送进了重点高中。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给充闾平反的实际意义,同时也可以此来告慰我的兄长——邓充闾的在天之灵!

  …………




  对邓家的遭遇和邓校长的表述,笔者亦感触多多。

  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当然应该充分肯定镇反肃反,但对镇反肃反中的扩大化,却不能也说是对的。扩大化是错了,但对于扩大化的原因,却须用历史观来辩证分析,当年为什么会乱捕滥杀,特别对明明说好的“既往不咎”,却不仅“咎”了,还开了杀戒,给无数像充闾这样的家庭带来无妄之灾?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我党犯扩大化错误,不止是对外,对内也如此。如早期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和邓小平都先后尝过遭打击和坐冷板凳的滋味。还有,跳过康生把持下的所谓延安“抢救运动”不说,只说前面提到的陈光,人家跟随朱德在湘南起义,且两次代理林彪职务,这样一个居功至伟的人,却在功成名就即将授衔的前一年,却突然自焚了。究其原因,就在于残酷斗争,有人揭发他“想逃台”,而后无情打击,把他足足软禁了三年,人家只好以死抗争,自求清白!

  由此可见,一个政党的成熟,与世间万事万物一样,都有一个过程。虽然解放了,夺取了全国政权,但这个党还不到30岁,还是个青年,特别是对巩固政权,并无现成经验,难免不照搬过去的办法,或当年老大哥苏联尚未经检验的“肃反经验”,当然,也不排除中下层领导的意气用事。总之,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过去,苛求从前,来事后诸葛亮,这也不对,那也不行。

  其次,还要分析,地方在镇反上的扩大化,固然有个别领导好大喜功的一面,但也有藉此推动工作的一面。因为,人民和反动派历来是一对矛盾,只有将后者镇压了,肃清了,才便于调动前者的积极性,并且,通过镇反肃反,社会安定了,工作好开展了,地方又何乐而不为呢?再加上为推动这项工作,一些办公室里的人们想当然而设的目标、数字和比例,一些地方完不成,便难免不在起义和投诚人员上开口子。至于“既往不咎”,又不是他们说的,才不管呢!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当年的宣传报道俯拾即是——





  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许多地方的群众都自动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包括不许被杀被判的反革命家属啼哭,甚至连反革命的家属也不愿为被枪毙的亲属戴孝,村民不让反革命分子的尸体进村及下葬等。

  镇反不仅镇压了反革命和恶霸地主,也间接取缔和打击了黑恶势力,极大地降低了刑事发案率。仅以广西南宁为例,其镇反前的1950年,刑事发案率为4314件,镇反后的1951年,就降到了1318件,到镇反结束后的1954年,更降至455件,下降了80%还多。

  还有,也是最主要的,当年扩大化的原因,是法律没跟上。新中国刚成立,虽有了新政权,却没有新法律,而国民党的法律自然不能用,所以镇反肃反,批捕杀人,只能沿袭战争年代的搞法,你露头,我开枪,你不露头,被我发现了,也照打不误。哪像现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院审了判了,检察院还会审理或抗诉,或来个疑罪从无。



  最后一点,也不妨一说,这就是鼓励密报。新政权成立之初,因有暗藏和潜伏的敌人,或在具体的案件办理中,该方法当然值得一用。但如果因此而延续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十分可怕了,就不会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来排除异己,骗取信任。若刚好碰上某种好大喜功且又自信心不足的领导,就难免不产生冤假错案。充闾办学习班后的遭遇,由批斗到逮捕,由逮捕到判刑三年,又由三年到突然被提出来处决,这种步步升级,除外界形势使然,是否也与过度的检举揭发或密报有关?当然,这些都石沉大海,不得而知了。

  其所以提及这点,因为在阶级斗争和“文革”中,笔者年岁尚小,没有这方面的体会,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却时不时还有领导暗示,最近某某又给他汇报了什么,你难道也不知道?可笔者也不知是受了什么样的教育,总觉得这样的汇报与工作无关,于团结不利,领导人若过分考虑自己的形象,注意自己的对立面,也未免太没底气了。如果基层都让这样的人来把持,不啻是党组织之耻,也是国家之忧。我们经历了三十多年那样的岁月,让老百姓相互检举,相互密报,如果层层级级还用阶级斗争那套来对待内部矛盾,来做群众工作,一个单位经得起这样的折腾,这样的自我拆台,自我毁败么?

  当然还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了这几点,就不得了,就会出现并事实上也出现为杀而杀、冤杀错杀的现象了。这样,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不错,但从国家民族和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一大批如邓充闾这样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却消逝了。如《荷塘月色》那个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抗战时受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后因策动桂北国民党70000余名军政人员起义,却也以莫须有的“匪特”罪,被判处死刑,死时仅33岁,比充闾大两岁。


  (朱自清和他的儿子)


  有人可能会说,邓充闾和朱迈先可能官阶小了,那些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将官们,不致如此吧?还有,我们益阳虽说也错杀了个中将军长,但全国不致如此吧?

  非也!

  网载:辛亥革命元勋、被誉为“首义第一炮”的邓玉麟,在镇反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罪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刀下留人,但电报飞到刑场时,已经晚了。




  还有,《红岩》作者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五兵团司令兼一0八军军长,令他“确保重庆和四川”。其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受地下党派遣,罗广瀛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部做工作,后罗广文率部起义。不意在镇反中,有功于革命的罗广瀛却被捕了,其妻写信请政府宽大,说一家八口全靠丈夫养活,但也无济于事……


  百度有文说:全国这类被错杀的起义将领就有69个之多,他们中大多是参加过北伐或抗战的功臣,甚至还有几位是邓玉麟那样的辛亥元勋。最不济的是一位叫张绍勋的军长,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身上至少有五处日本人的枪伤,1949年末率5000守军投诚,将大庸县城完整交给了解放军第47军。进军大学习后,也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八年,虽未死在镇反的枪口下,却在1971年重新收监,以历史和现行反革命两罪而被处决。



  其所以拉拉杂杂,列数了扩大化的原因,也列举了一些被错杀枉杀的实例,其目的,是想告慰地下的充闾前辈,同时还有十多年前去世的邓校长,我们党所犯的这些错误,或种种失误,均事出有因,是当时严峻的外部形势使然,也是我党尚不成熟的一种表现。虽如此,也虽错判、错杀了好多人,但与共产党的历史性成就一比,二者孰重孰轻,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也应一目了然矣!

  还有,当年那种镇反,虽骤风暴雨,来势过猛,加上情况复杂,鞭长莫及,导致错杀了不少冤魂,累及和伤害了许多家庭,但从这么大一个国家来看,也情有可原,或迫不得已。就好比战争年代,解放军打出去的若干炮弹,就没伤及无辜?也好比平定二战的那两颗原子弹,死去那么多日本平民,却没伤及他们的天皇和战犯,你能拎得清,或去论短长?所以,只有如此认识,我们才不会因镇反中的错误与失误,而全盘否定我们的党,否定当时的工作。

  虽然后来的“反右”和“文革”,也因极左而扩大化,不断犯错误,但好在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其旗帜上写着“立党为公”四个大字,所以,她坦坦荡荡,不推错,亦不委过,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其情理如何,其曲直与否,一次一次,一省一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紧接着又是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探究其因果与影响,最后来了个全国范围内的大平反,或一风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党的成熟,党的进步,也与当年所犯的错误有关。没有当年的教训和错误,就没有今天的进步与正确。当然,这些不是此文要说的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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