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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后街之充闾悲歌(14) 合上这本难舍的书
2017-11-24 16:06|编辑: 李倩 |查看: 5195

  远去的后街之充闾悲歌(14)


  合上这本难舍的书

  谌建章


  湖南迎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参与和平起义的官兵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可这新的一页尚未仔细阅读和领会,就连扑面的油墨清香都没闻够呢,充闾便遇上重大变故,而不得不合上这本难舍的书。

  这是因为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开学,充闾和一部分起义人员成了首批学员。

  

  


  据邓校长回忆,充闾进军政大学后给家里来信说,他本不是第一批学员,但考虑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为了尽快适应形势,他是主动申请参加的。第一批其所以没他,可能组织上考虑到,机要室的工作较重,作为主任的他一时离不开。另外,他的妻子和女儿还在邵阳,再怎么紧急,也要待一家团圆后,再去学呀。可是,他“来不及等待妻子、女儿从邵阳赶回长沙,就去军大报到了”。

  妻子和女儿其所以在邵阳,是在酝酿起义的过程中,本已败退到广州的白崇禧,于7月18日又返回长沙,想阻止程、陈起义,程便率部南撤,刚回长沙不久的充闾一家,也随大部队来到了邵阳。后白崇禧走了,他便将家小留在了邵阳,只身返长,参与程长官的和平起义了。如果后来的学习,他考虑到了家小,即使第一批安排了他,也可推一推的,可是,他却在组织上都没安排他的情况下,主动参加了。可见这新政权对他的吸引,这共产党对他的魅力!

  现在想想,如果他没这般主动,按组织安排第二批或第三批去,这样,就可从第一批那里探探风,了解了解情况,或许就会长点儿见识,掌握一点应对办法,而不至于面对突兀乱了方寸,导致了后面的一系列变故,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至于他是怎么走上不归路的,为客观严谨起见,笔者还是引用邓校长的原文——

  进入军大后,随着学习的深入,他的行动逐步失去了自由,开始对党的“既往不咎”产生了怀疑。这一思想暴露后,受到组织严厉的批判和斗争。就在他思想消极和抵触之时,一天傍晚在营房外散步,不意越过了警戒线,被当成企图逃跑而关了禁闭。并且从他身上搜出了表兄曾纪勋在香港的通讯处,这样“里通外国”“现行特务”的帽子便扣到了他的头上。

  经过批判斗争后,正式逮捕,押回原籍,后解往桃江。1951年充闾还给父母来信,说是判刑三年,可是这年的12月,却突然被提出来处决了。

  充闾的死,也给全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嫂嫂戴聪顺于1958年划成右派,开除公职,在街道被管制20年。侄女初中毕业,尽管成绩优异,却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力。叔嫂、叔侄之间被迫中断联系达16年之久。我也被停止党籍(实际上是开除)达30年之久,“文革”期间还被列为专政对象,打入牛棚劳动改造。

  好在1983年,益阳县法院受理此案,重新审查,以“(1983)益法刑复字第8号判决书”,判决如下:

  邓充闾属起义人员,起义后没有犯新罪,原判属错判,应予纠正。故撤销1951年12月13日原益阳县人民法院对邓充闾的判决,恢复邓充闾起义人员名誉。

  …………

  


  邓校长行文简约,关键用字明了,这里,导致充闾走向不归路的根本原因是,“随着学习的深入,他的行动逐步失去了自由,开始对党的‘既往不咎’产生了怀疑”。

  其所以对“既往不咎”产生了怀疑,是因为对他或对起义人员的“既往”也咎了。至于怎么咎,咎什么,邓校长当然无从知晓。好在笔者手头有一资料,也是关于和平起义的,从当事者的某些遭遇里,似可找到些许答案——

  这是一个被错杀的中将军长,叫谢声溢,和邓充闾一样,也是我们益阳人,生于1911年,193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八期,1944年至1946年曾任益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12月5日,以湘南纵队司令、暂编第十一军中将军长的身份,在永州蓝山率部起义,1953年7月31日却被错误处决,年仅42岁。1983年,原解放军江华纵队政委蒋执夫找出了有谢签字的起义协议,才得以平反。

  


  这样一名实实在在的起义将领,在学习班中,不仅起义身份受到质疑,还遭到学友的“检举”和“揭发”——试想起义前,他们都在一口锅里吃饭,哪有勺子不碰锅沿,或牙齿不撞舌头的?且当时各为其主,各敬其事,又哪能没有反共的“言”与“行”呢?如果说部属的反戈让这位谢将军有苦难言、百口莫辩,那么后来几百里外的一股湘西土匪,因不知他已起义,还推他为“反共复国自卫军司令”,就使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至于充闾,是个秀才,当然就不会有人打他的旗号了,但在同僚的检举揭发中躺几回枪,估计也正常。不过再躺枪,有“既往不咎”的政策摆在那儿,也罪不至死呀?

  不过,且慢,他有新的罪行和罪证!这个罪行,就是“超过警戒线”,这个罪证,就是“香港通讯处”。尤其是“香港通讯处”,是很说明问题的。香港是什么?香港乃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进攻新中国的桥头堡。你怀揣“通讯处”,脚越“警戒线”,且又是“傍晚”风高月黑夜,不是偷界也是偷界,不是逃港也是逃港!

  那么,这位他“想”投奔的表兄曾纪勋,何许人也?

  此人名气可大了,百度载:曾纪勋,笔名散发生,湖南益阳人,曾受中共地下党领导,担任过抗日宣传队长,也曾当过杜聿明的秘书;1948年移居香港后,开过厂,经过商,也做过记者,同时还是小说家;一生著述甚多,尤其是长篇武侠小说,如《髣髴仙踪》《冷剑磨情》《乱祭墓前刀》《戾剑兰旂》《离合神仙侣》《五溪蛮侠传》《铁棺谣》等,均连载于香港各大报刊,曾自谦“近几十年以写章回小说糊口”。

  


  (右下图即笔名“散发生”的曾纪勋)

  大概是1980年后,这位“散发生”与表弟邓呈祥取得了联系,曾送给邓家一套他再度创作的《红楼梦》和《水浒传》。前几年笔者登门看望明非的妈,明非曾拿出来给我看,几大本砖头样的著作,比真《红楼梦》和真《水浒传》还厚实。

  散发生的父亲曾传范,名气更大,有传记,原为华兴会会员,后经与之交厚的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参加过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战后失踪,以为牺牲了,所以名列七十二烈士,上了黄花岗烈士陵园,实则大难不死,且有后福,解放后成了益阳县的人民代表, 1952年病逝,县人民政府还为他建了墓,立了碑。若后街的小伙伴感兴趣,可自行搜索其人其事,本文暂且从略。

  


  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

  虽然充闾有了新的“罪行”和“罪证”,但平心而论,“超过警戒线”,从邓校长原文来看,是“不意”,即不小心——凭基层审案的一些惯用方法,哪里不是24小时连轴转,哪个不用大灯泡照着让你睡不着觉——被审者一旦走出来不精神恍惚才怪呢?至于“香港通讯处”,也只是个名而已,并没有既成事实。

  凭这“罪行”和“罪证”,难道就非处以极刑不可?要知,当时都到了1951年年末,新中国都成立两年了,新政权也相对稳固了,为什么对充闾这样的秀才就不能放一马?难道当时有什么大背景,如小伙伴们都知道的1983年那样的“严打”吗?

  说起那次“严打”,先不说朱德的孙子,还有上海第二书记的几个儿子,均未能幸免,只说益阳,一个原出了布告益阳人都晓得的只判了7年流氓罪的小青年,也匆匆提出来凑数了,尽管人家的姑姑在地区还是一级领导。

  


  那么,60多年前的充闾,遇到的是一场怎样的“严打”呢?

  这便是惩治反革命。

  充闾进学习班之前,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

  1950年10月8日,中央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即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镇反活动。四个月后,即1951年2月21日,指示又上升成为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被推翻的旧势力和国民党特务有多猖獗,若不肃之惩之镇之,对后方安全与军事秘密,会构成多大威胁。也可见,指示和条例的相继出台,并非头脑发热的产物,而是攘外安内的现实需要。

  只是,无论威胁多大,形势多紧,充闾作为一文职军人,拥戴共产党的坚定起义者,都够不上啊!

  这就要看看那条例是怎么定的。

  条例规定: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因为背景特殊,也因为当年可以用思想定罪,所以请小伙伴们注意这“未遂”二字。有了它,就意味着对有些案件,不会以现在我们常说的“以事实为依据”,或“疑罪从无”来考量,也就是说因为当时形势严峻,“反革命罪”的解释比较宽泛,处刑的标准或自由度也更大。这也是为什么那个阶段,县乡两级都可杀人。

  说白了,是因为情况特殊,与战场上班长有权处置逃犯一样,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如充闾那两个在现在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超过警戒线”和“香港通讯处”,在反革命目的上虽然“未遂”,但在反革命手段上,却是“已遂”,将他定为反革命罪,予以惩治,若死不认罪,处以极刑,自然也有一定道理。

  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便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与“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样,都是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精髓。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讲法治了,就说战争年代或准战争年月的都错了,当然也不宜用现在的“疑罪从无”,来看待过去,否定镇反。

  


  还应该看到,即使在过去那种特定条件下,我党还是注意了“扩大化”的倾向,并时不时予以纠偏。如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就给毛泽东写信,说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毛泽东当即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中也有记载: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政委的黄克诚,在给邓子恢并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说,“湖南军大中有千余名旧军官,大部系陈明仁部及其他起义的军官……不宜采取急躁处理办法……因为他们的罪恶都是过去的……如果大批逮捕枪决,对湖南将引起极大惊乱。”对此,毛泽东亦明确回复:“即照黄电意见处理为宜。”

  后来,西南局宣传部就《新华日报》“很不策略”地“连篇累牍”刊载清匪反霸的消息还作了检讨,毛泽东也将这份检讨批转各地,希望宣传部门吸取教训,不要造成“一种非常紧张的空气”。

  显然,那种县乡两级均可杀人,或“未遂”也杀的极端行为得到了遏制,全国的镇反旋风,在经过一轮摧枯拉朽之后,转入了较为理智的收缩期。

  可是充闾的被杀,就处在这一收缩期,且所谓犯罪事实都是“未遂”!为什么中央下令半年后,益阳还在惯性杀人?甚至本文前面说的那位中将军长谢声溢,还是两年后的1953年被杀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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