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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后街之充闾悲歌(12)带上妻儿去履任
2017-11-6 15:19|编辑: 李倩|记者: 谌建章 |来源: 益阳在线 |查看: 5031

  远去的后街之充闾悲歌(12)


  带上妻儿去履任

  谌建章


  遗憾充闾是国民党派来的县长,若是共产党的县长,又临近全国解放,说不定就顺风扬帆,趁势而上,而大有可为了。

  何况宜章作为湘南重镇,那儿还是块红色土地。

  早在1928年1月,朱德、陈毅就率南昌起义余部2000多人,来到这里,解除了国民党县团防局的武装,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湘南起义波及湘、粤两省20多个县,有7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次起义,除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来说,恐怕要算这次了。虽然在武装割据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上,邓小平、张云逸的白色起义要多几个县,但白色起义是1929年12月,时间上晚了近两年。

  


  湘南起义虽最后失败而被迫和毛泽东会师,但原来2000多人的队伍已发展到了上万人。所以有史料说,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才有光辉的井冈山时代。且湘南起义走出来的开国将帅最多,除了朱德和陈毅,还有林彪、粟裕、黄克诚、萧克、杨得志、邓华、耿飚、陈光等。最后这个陈光大家可能不熟,当然不是后来山东那个搞国企改革“一切卖光”人称“陈卖光”的陈光,这个陈光就是宜章人,抗战时曾接替林彪出任过115师代师长,解放后本可授予大将军衔,可惜与林彪不和,被拘禁三年后,于1954年自焚而死。

  在这么一块有着红色基因的地方当蓝色县长,先不说共产党对这里有什么影响,或是否还有赤卫队或游击队余部,只说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还有本地和外地的匪患,再加上民族矛盾、党派斗争和官场倾轧,及蒋家王朝濒临崩溃下的黑市猖獗,民不聊生,就够充闾这位白面书生喝一壶的了。

  初涉政坛的充闾,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仍抱着良好愿望,打算运用书上所学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知识,好好在这里实践一番,干出点成绩让程长官瞧瞧。

  虽然这里是偏远小县,又是山区,但他是带着妻子和不满一岁的女儿来的。仅从这点,就可看出他的诚意与志向,并不像后来国共都流行的:往上调,就妻儿老小,包括秘书都跟着上;到基层,便孤家寡人,单枪匹马,干得多久算多久。

  这里,有必要对充闾的夫人戴聪顺再交代一哈。

  

  明非的爸即邓校长,其所以对亲亲的嫂子没作太多介绍,可能认为孩子们都看见过这位伯娘,且伯娘高寿,80多岁了还笔耕不辍,为省社科院写文章,也就没有刻意为这位嫂子留下点文字,从而使他的那本油印材料我的这个长篇纪实均留下不小遗憾。

  好在明非是个有心人,在为我提供伯伯的照片时,也将伯娘唯一一张与她们家的合影给了我。一看,这老人我还十分面熟,尤其是那大大有神的眼睛,想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蓝田读书时,就是凭这双大眼将小她4岁的充闾勾住的吧?解放后丈夫不在了,但作为邓家的儿媳,趁公爹公婆在时,来益阳走动走动,也实属人之常情,且也是对丈夫最好的纪念。虽说她当时并不洒脱,也并不自由。

  作为充闾的大学同学,毕业后也当过记者的她,却因丈夫的问题,1958年被补打成了右派,且开除了公职。可怜母女俩就蜗居在长沙市中山路附近的宝南街,在居委那些小脚老太的白眼与呵斥下,不是搓煤球炼钢铁,就是支援农业放卫星。最恼人的还不是这,最恼人的是十年“文革”,每天须戴着高帽子,吊着大牌子,然后被强摁着头,反抬起双手,做喷气飞机状,接受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的批斗……

  然街道妇女和革命小将哪知道,这位在烈日下游街、在夜晚挨斗的右派,当年乃新化一大户人家的女公子,爷爷和父亲均留学过日本,在宋教仁和谭人风的介绍下,父子倆都入了同盟会。女公子则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顺顺利利升入蓝天国师,又顺顺利利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另一半——我们后街的青年才俊邓充闾。于公民训育学系(简称公训系,相当于政治学系和教育系的结合)毕业后,在夫君的鼓励和影响下,走进省府的《社会评论》,成了一名出色的时政记者。她最有名的一次采访,虽时隔60年了,在百度上仍赫然在目:

  “1947年由张西曼讲述、戴聪顺记录的《新疆的民族与纠纷》一文在《社会评论》发表,这是一篇以古论今之作,指出“新疆的危机,不在民族的外离,不在异国的侵略,主要在我中枢的本身,如果中枢政治托付非人…… ”

  张西曼何许人也?是男是女?为什么除了采访他,还须将他的发言记录下来,作专文发表?

  首先告知后街的发小,这位张教授乃是个大男人,1895年生,长沙人。其次,他也是同盟会员,年轻时曾追随孙中山,致力于反清斗争。为躲避清廷追捕,还被迫留学苏联,见到过列宁,接受了马列主义。后在陈其美的指派下,他在国外招募反满骑兵万余人,被编为北伐骑兵团,有力地支援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回到国内,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前后两次促进国共合作,建议“联苏制日”,夺取抗日的最后胜利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因积劳成疾,于1949年在北京病逝,周恩来为他敬题“张西曼教授之墓”。

  

  如此一奇人,当然是我们湖南的骄傲,《社会评论》为其报道,还帮其撰文,当然得派最得力记者。而该记者,便是主编的夫人,蓝天国师毕业的高才生,你说这媒体有多重视!同时也说明,不管是记者个人,还是时刊本身,如此浓墨重彩,如此倾其全力,其革命或左的倾向亦昭然若见,亦可见当年湖南小环境之宽松。并也由此见出,充闾携妻去宜章履任,并非装门面,摆姿态,而是打心里认为,有这么一位洞察社会、悠游上层的名记兼贤内助伴随于左右,实乃宣传之喉舌,事业之股肱!

  那么,当年宜章是个什么状况,需要新县长携夫人严阵以待?

  邓校长不知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省农科院找了一位叫贾醉公的研究员,了解了当年一些情况。老人显然在宜章干过,或可能就是宜章或湘南人。他说,当年宜章不通火车,从长沙去那里,只能坐汽车,在一个叫白石渡的小站下车,下车后,还要步行20多里山路,才能抵达县城。并说,解放前夕的宜章,除了上面说到的国民党散兵及土匪骚扰,县内的民族矛盾和党派斗争也十分复杂……

  后来明非在电话里告诉笔者,这位贾醉公原来是高文华的表弟,或曰高文华是贾醉公舅舅的儿子,网上散落有他大量的农业科研成果,还有一篇他帮助表哥找儿子的党史资料。

  说到高文华,笔者曾以《莫道男儿心如铁——高文华回乡片断追访》为题,在《益阳日报》报道过他卖儿子的事。他的老家就在益阳资阳区长春镇的南湖圫村,当年作为地下党的负责人,在白色恐怖中,为了党组织不散,曾先后将两个儿子卖掉以筹措活动经费。在益阳电视台收视率甚高的黄金年代,我们还为此做过一期文化节目,叫《昨夜星光灿烂》,所以益阳的老人一般都知道高文华卖儿子的事。

  

  贾醉公说,高文华过去其实也没提起过他卖儿子,我们自然也无从知晓,是他老了老了,有点痴呆了,才在思念儿子时无意透露的……

  其所以提及这件与本文并不相关的事,是因为笔者曾见过这样一种说法,说粉碎“四人帮”后,因刘少奇平反问题,高文华在对刘的白区表现上曾有过不实之词,他的妻子贾涟知道后,便找了邓小平,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老高,他当年在白区工作还卖过儿子呢!现两相对照,我倒是愿意相信贾公的说法了。贾公透露这事时,是2010年,党史工作者说他90岁了,现在又过去六七年,不知老人安在否?不过明非在电话那头信心满满,说一定还在!

  好,我们还是回到宜章来。

  来到宜章后的邓充闾,曾深入山区,了解民情风俗和人民疾苦;或率领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于清明节前上街植树,绿化和美化县城;也曾斡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希望能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中求得一方安宁……

  但没几个回合,这位新县长便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了。待到第二年即1949年5月,他感到实在无法维持了,便打发妻子和女儿先行回省城,代他向省政府递交辞呈,不久即获程潜恩准,回到了长沙。

  现笔者将充闾仅有的两张照片中的第二张贴出来。与那张纯洁无暇的学生照比,这张的沧桑感扑面而来。虽然他背后有两棵粗壮的大树,却无法舒展他皱起的眉头,睁大他忧郁的眼神,消弭他紧张的内心……

  

  明非说,当年伯伯被错误处决后,凡关他的遗物和照片家里都不敢留,这两张小照是香港一位表伯伯特意保存的。因表伯伯当年被莫名牵扯到了充闾的案子里,本文对此还会有交代。

  几十年后,邓校长还在为兄长追叹:事实证明,充闾只能舞文弄墨,当一名记者或编辑,或上讲台,传道、授业、解惑,在险恶的政治漩涡中,他是不擅游泳的。

  虽说充闾拍屁股走人了,但网上《宜章县民国时期大事记要》却载:1948年5月,“宜章县反共自卫总队成立,县长邓充闾兼任总队长”,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百度条目中,唯一一条负面记录。虽邓校长说,他是1948年底走马上任的,在宜章只当了半年县长。但作为当年的人事安排,不排除其任命或已提早送达该县,所以这个“反共总队长”当时是挂名的也没准。

  不过不管半年也罢,一年也可,总队长是实职还是挂名,反正在关键时刻,他拔腿走人了。倘若他恋站,或使出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书生气,那麻烦就大了。

  宜章和整个湘南,过去都是老区,加之从这儿又走出那么多共和国将帅,在解放军横渡长江的隆隆炮声中,在一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里,这儿的人民当然不会像我们益阳,只知翘首观望,坐等解放,甚或解放军在东关过河了,还有不少人被谣言蛊惑着,从上游来了个反过河,躲到对岸的山上去了。而湘南的人民才不会等呢。1949年6月,即充闾走后才一个月,紧挨宜章的汝城就冒出一支3000人的“解放军湘南支队”,一天功夫就把县城拿下了。充闾若不是走得早,临阵脱逃不光彩不说,逃不逃得脱还是个问题。

  话说解放军7月才解放岳阳,8月才到长沙,这支6月就拿下汝城,紧接着又一举解放湘南九县包括宜章的解放军,是哪来的呢?原来,他们果真是坚持在五岭山区的一支红军武装,原名叫“老红军部队粤北支队”,支队司令叫刘亚球。

  

  

  不过,刘亚球也并非红军时期留下来的,而是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湖南陷入敌手,为了发展华南抗日运动,延安决定组成南下支队,这位刘亚球就是随王震、王首道一道来湘南的,后二王回去了,他却和部分干部留了下来。由于这里是老区,群众基础好,所以队伍逐步扩大就成了3000人的“解放军湘南支队”了。这位刘亚球不仅为解放湘南作了贡献,也为后来的湖南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上千兵力,五年潜伏,没有大局在胸,哪来这机锋暗藏,蓄势待发?没有非凡眼光,又哪来这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用兵好比弈棋,共产党不愧棋坛高手,兵行诡道!

  现微信上老有人在攻讦我们党,说摘桃子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其实双方都没摘桃子。国民党的战绩,早几年从“关河五十州”耗时数年打磨出的150万字长篇纪实《一寸河山一寸血》,已知晓其大略,那么抗战初期的“平型关大捷”,中期的“百团大战”,末期的这个“千里大穿插”,还有抗日根据地军民若干次的反扫荡、地雷战和地道战,共产党也没吃干饭吧。何况他们的装备及军队数量,与蒋委员长的正规军不可同日而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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