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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后街之充闾悲歌三——钱钟书教过他的书
2017-8-31 17:42|编辑: 李倩|记者: 谌建章 |来源: 益阳在线 |查看: 1899

  上次说到邓充闾从长沙艺中顺利考入蓝田师范,很快,留言栏里就有了俊千校友的置评,说该师范当时汇聚了国内一大批知名学者和教授,如钱钟书、储安平等。那么,这些教授教过邓充闾吗?


  远去的后街之充闾悲歌三


  钱钟书教过他的书

  谌建章


  其实要说南迁,这“蓝田师院”还不算,它是1938年7月,就立地生根在这儿了,没挪过窝的。

  虽手头没有这个学校的史料,但从其筹建者——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1919年从美国布郎大学学成回国,先后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上海光华大学的廖世承,及他所聘的中文系主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钱基博,还有钱主任又叫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授的儿子当英文系主任来看,就绝不要以为这“蓝田师院”就是蓝田所在县安化的,或据其解放后演变成了湖南师范或师大,就以为是湖南的。先不说这些筹建者的名望,仅当年从全国各地所聘教授多达80个来看,就应该明白,该师范乃堂堂“国立师范”,是直接隶属于教育部的。

  

  一方面是节节败退,一方面却保住学校不垮,不仅如此,还建了新的,这也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这位委员长。想当年,张治中说他,不仅兼任黄埔军校和中央大学校长,对以后成立的炮校、空校和海校,都概而兼之,“钧座以一国之尊,兼职及于四联总处与大学校长,造成国中无人印象,对钧座之声誉大有影响。”这里,“四联总处”是抗战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之总称。

  说起蓝田师院,后街的小伙伴可能会说,这名字怎么有点熟,可一时又想不起?对了,我换一个名,叫“三闾大学”,大家可能就会想起来,这不是《围城》里的那个大学吗?那钱钟书是不是也在这里,邓校长的哥哥邓充闾和他有过交集么?

  钱钟书当然在这里,上面那个中文系主任钱基博就是他爸。

  

  他爸要他来当英文系主任,一封信还没做得到,后来是校长廖世承亲临上海,说他父亲有病,去那儿一可教书二可照料父亲,才请动他的。

  1938年秋,钱钟书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这是不少“钱粉”都知道的。其时清华因抗战南迁已并入西南联大,在联大仅教了八九个月的英语,第二年暑假就离开昆明回上海度假,八月即接受国师之聘,与徐燕谋等其他四位被聘的同伴,从上海便山一程水一程,耗时35天,才来到了当时还属我们益阳的蓝田镇。

  有人由此臭钱钟书,说他对不起清华,一个系主任的头衔就颠颠地跑来了。但若说大学名望,清华与国师孰重孰轻,钱主任不会掂不清,且清华好歹在昆明,是大城市,这国师窝在这鸟不生蛋的山旮旯里。所以笔者想为他说句公道话,钱教授是为了父亲才来的,他是那种义不背亲、养生送死的孝子。

  《围城》的主要故事线索,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等五人应聘结伴去“三闾大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就是说,1940年考上国师的邓充闾,进校时间与这位英文系主任仅晚一年。

  说钱的教授是“破例”,并非他像那个倒霉的方鸿渐一样文凭是假的。他头上其实有一顶很牛的“牛津大学学士学位”的帽子,清华便省却了他当助教、讲师、副教授的台阶,直接教而授了。不过,在蓝田当系主任的他,也只呆了两年,又回上海去了。如果说《围城》是在蓝田坐床或受孕,那么在上海就是怀胎与分娩了。

  

  现在,后街上小伙伴关心的是,我们的充闾前辈和钱钟书在有限的一年内,有过交集否?

  遗憾,关于这点,在邓校长的回忆里看不到,甚至连“蓝田”二字都没有。

  按说他为大哥写回忆时,电视剧《围城》还热着呢。不过也不能怪他,因为电视也好,小说也罢,只说这三闾大学在“平成”,至于“平成”在哪,并无交代。平成即安化,则是《围城》火了后,一些钱粉“考证”出来的。

  平成,乃“平安成化”之缩写,安化之假名也。紧挨着的新化,则是“新通王化”之简称。因为从汉至宋,安化和新化统称“梅山王国”,那里的人被外人称为“梅山峒蛮”,即山洞里的蛮人子。是他们的祖先为刘邦打天下立下了战功才获此特权,建了这“国中之国”的。既然是“国”,就“不属州统,不为县辖”,久之便使这里成了不与外人通的蛮荒之地,后归顺赵宋皇帝,才恢复原县建制,取此二名的。

  虽邓校长没提及其兄与钱教授有何过从,但看看钱钟书在蓝田的某些轶事,小伙伴们亦可能获得一丝儿满足。好在笔者驼子作揖——起手不难,在百度栏输入两个关键词,这方面的信息便连篇累屏,要啥有啥——

  蓝田师院旧址,即现在的涟源一中,在校园西北一隅,早几年还有一大片古色古香的旧民居,其中三间,就是钱钟书当年的“廉租房”。

  一位80多岁的房东李大爷说,这片古色古香的民居当年叫“李园”,占地两百亩,房屋两百间,因地处光明山脚下,抗战时,日本飞机在涟源娄底到处丢炸弹,就没往这边丢过。你们说的钱钟书,还有他父亲和老妹,就租住在我家,老妹是来照护父亲的。其父“戴着老式大眼镜,每天由女儿提着公文包,搀扶着去上课”。刚建院那阵,没有电,只能用桐油灯,每晚灯一亮,钱钟书的房子就热闹起来。

  

  钱基博的学生吴忠匡在《忆钱钟书先生》一文中回忆:钱钟书喜欢在晚饭后与人神侃,臧否古今人物,又以评龚自珍、魏源、曾国藩等人为多。到激情处,他挥着手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听他清谈,简直是一种享受……我们都像在听音乐,他的声音有一种色泽感。

  钱钟书《谈艺录》的一半和《窗》等几篇散文就是在这里写的。因为学生少,平时系务和教学任务并不重,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亦说:“此地生活尚好,只是冗闲。”

  比充闾晚三年,1943级学生,长沙人何大基《忆蓝田时期的国师》也说,镇上读书本为一片空白,后来却能在书店买到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及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

  《潇湘晨报》有个专版,叫“湖湘地理”,2015年在特别推出的“抗战流亡学校第二期蓝田专辑”中指出:湖南蓝田,当时全国仅此一所的国立师范学院,使这个边缘小镇“从文化沙漠变成了文化明珠”。并说,今天讲湖南师大历史,都是从国立师范算起,现在的师大人也承认从光明山到岳麓山,从涟水到湘江,是一脉相承滴。

  

  虽然从这些回忆中,看不到先生谆谆、弟子谨谨,充闾在英文或文学上受钱钟书教诲和沾溉的情形,亦没有他与钱教授在群山环抱的田野里漫步,或在这个战时小镇上进书店出茶馆的身影,却不难设想,蓝田国师虽条件简陋,蓝田师生虽生活清苦,但有钱基博钱钟书父子这类一流教授,有如此浓厚的文化氛围,苦孩子充闾的大学生活应该是惬意而充实的。

  我们也不妨展开想象的翅膀,凭入学前的充闾大冷天还在山上诵单词,凭他后来散见于报刊上的一系列小说、散文和诗歌,英文系的钱主任对公训系的这名弟子,是绝对有过关注或耳提面命的。说不定该弟子的名字“充闾”亦在他心里装了好久,以至两年后结构《围城》时,将国师假名为“三闾大学”,亦有某种机缘巧合或触类旁通吧?

  闾,除了里巷、门庭,还从侣。《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闾,“二十五家相羣,侣也”。这个“羣”不是“群”的繁体,群者,聚也,羣者,友也,两者意义相近却又有差别。如果说屈原的“三闾大夫”,是说这位大夫还兼管屈、景、昭三大贵族的子弟教育,才冠以此名,那钱教授笔下的“三闾大学”的“三闾”,就从众,从侣,即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朋友。只是遗憾,小说里的那帮教授相互倾轧,相互攻讦,与“闾—羣—侣”之原意相去甚远矣。当然,这也是《围城》这本小说的不同寻常处。

  只可惜,时过境迁,当时的许多人包括钱钟书本人都已作古,我们已不可能知道更多的钱教授与蓝田的故事,更不可能去发掘钱主任与英文系的往事了。但如果有机会去涟源一中,看看在原钟楼旧址上新建的“三闾钟楼”,探访一下校内之校的“三闾学校”,还有同学们成立的“三闾文学社”,所办的“三闾文学报”,也不枉邓校长对兄长的一片深情和一腔回忆,也借此机会体验一番当年充闾读书的时代与环境,当然也更不枉涟源一中借钱先生大笔之创意,让我们来一次真正的《围城》之旅!

  

  让人欣慰的是,本文尚未敲打前,笔者曾就自己的发现告诉过明非,明非说,因伯伯的问题,当然也是出于政治压力,他们家曾和伯娘家一度断了往来,爸爸可能晓得吧,但他的回忆也谨小慎微的,怕牵扯太多。不意春节再次和明非见面,却获知一个好消息:“我姐在上海女儿家带外孙,跟也在上海的堂姐通了话,堂姐说,她妈在世时跟她讲过,钱钟书教过他们的书。”

  明非的伯娘叫戴聪顺,和伯伯邓充闾在国师是同班同学,这点下面还会提及。

  

  好,既然我们因钱钟书扯开了,干脆还扯一个人,这人便是储安平。

  储安平何许人也?对后街多数小伙伴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是陌生人为什么也扯进来?因为他是国师公训系主任,是充闾的老师兼领导,在当系主任的同时,他还兼任校党部《国立月刊》的社长和主编。邓校长在他的回忆里,虽不知该刊主编是谁,却知他大哥“1943年主编《国力月刊》,写了一些文艺、学术性作品登于该刊”。虽然手头没有储安平与邓充闾交往的只言片纸,但却知道该刊主编在充闾读大三时已易主于他。是储安平只挂个社长名超脱些呢,还是举贤任能,着意培养这位弟子?不管出自何种考虑吧,就凭储先生看得起咱后街的人,我们也该亲热亲热他。

  

  作为系主任,储安平其实是与充闾同一年入校的。国师请他来当公训系主任,并教授政治学,显然是找对人了。因为储先生此前就是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另外还是《中央日报》主编兼国际版编辑。他到蓝田的第二年年初,就为校党部创办了《国力月刊》,开篇论著“爱国之战”便是他的大作,虽网上没有摘引,但“编后”有云:“抗战已有五个年头,忍痛牺牲,大家为的什么?不是为了爱国吗?储安平先生找出了历史的证据来,益使我们相信是为爱国而战的。”以爱国为旗帜,以抗战为使命,在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僵持或胶着状态的1941年,储先生以此文来凝聚师生,提振信心,不啻为高明之举。

  这位民国时期的著名评论家,后又任《观察》杂志社社长和主编,解放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和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却在1957年因那个著名的“党天下”发言而被打成大右派。

  与《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评论储安平一样,邓充闾毕业后的命运几乎与这位老师同,也与报刊、出版、新闻、言论相联系,“因它而声名鹊起,因它而一败涂地”,哪怕后来因忙于和平起义而短时间从政,但他仍受职业影响,不该说的说,不该争的争,却因此而被误解、误押和误判了。

  虽然邓充闾最终平反了,这个结论对他自己来说,好像没有任何意义,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却昭告了以言定罪的终结,回复到了人类正常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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