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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下的伦理道德

2012-12-6 10:46| 发布者: 王玲| 原作者: 徐鹰|来自: 益阳在线

摘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着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                                  ——温家宝  据媒体报道:根据路透与艾普斯针对23个国家的最新民意调查,中 ...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着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

                                                            ——温家宝

 

  据媒体报道:根据路透与艾普斯针对23个国家的最新民意调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拜金国家”。对金钱的重视,这本身无可厚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本意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但获得“拜金主义”的世界之冠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的确,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经济指标成了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于是为了发展经济,其他因素都放到一边了。不论是环境的保护,资源的利用率,还是道德诚信体系的建立,人的素质的提高,大都被忽视或忽略了。而金钱的作用日益扩大,金钱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公共卫生,公益事业,教育,城建等等都可以当作一门生意来做的部门构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医生,教师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曾经被赋予最美好期许的职业知识分子群体,都成了乱收费的最大乱源。医疗,教育,住房,养老持续上涨的背景下,钱成了中国人绕不开的话题和障碍。中国人的全部热情、能量和才智都指向了发财致富。很多人为了发财,既不讲究发财的方式,也不讲究财富的内涵和质量。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黄赌毒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不是危言耸听的话,当代中国可以称得上有史以来道德沦丧、道德败坏最糟糕的时期,是经济大发展,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大崩溃的年代。在民生保障体系不健全、不稳固,群众对未来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又没有外在力量值得依靠时,群众唯一相信的就只能是钱,拜的只能是金了。

  有人把这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滑坡的社会道德状况归咎于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从表面看,似乎如此。如果道德沦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道德特征,我们宁可不选择市场经济。但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出现道德沦丧的情况来看,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人“缺德”的根源,这种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的道德伦理机制,这才是中国人变得“缺德”的真正根源。

  市场经济的鼻祖是十八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他花费一生的心血为人类留下了两本书,即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国富论》和最近才为中国人所关注的《道德情操论》。他在《国富论》中阐述的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观,这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却长期未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关注。中国辛亥革命前,严复先生翻译了《国富论》,却把《道德情操论》留在了英国。《道得情操论》直到1997年才有了中译本。由于思想理论界对《道德情操论》没给予应有的关注天,中国也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采访时说:“《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这两本书在我心目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2009年2月28日温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时说,“我最近常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实际上讲过两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是讲市场,一只是讲道德。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温总理还在不同场合五次向企业家们推荐《道德情操论》。温总理之所以如此看重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因为亚当·斯密早在二百多年前就为解决市场经济社会下的道德伦理问题提出了良方,并已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市场经济社会所验证。《道德情操论》告诉我们: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观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永远地种植在人的心灵里,而且每个人对这种人类朴素情感的保有和维持,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作,甚至民族的强盛将是至关重要的。《道德情操论》阐述的核心问题就是具有利已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情感和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应修炼出一种克制私利的能力。“同情心”作为亚当斯密道德理论的核心,是一种情感上的换位思考能力。即“将心比心”。这种情感互动应构成社会生活天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于是他给人们描绘了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人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力,但这种追求是在一个审慎、有序、公正的道德基础上进行的。在追求财富、名誉和职位的竟争中,为了赶超一切对手,他可以尽其所能和全力以赴。但是如果他要挤掉或打掉对手,旁观者对他的迁就就会完全停止。他们不允许做出不光明正大的行为”。在恪守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自利能够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他提出:“一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个人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增进自己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更是天理不容的”。“只有具有某种仁慈倾向、出自正当动机的行为才是公认的感谢对象。”事实正是如此,我国三鹿集团“奶粉门”企业家失去了道德的血液,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必然自食其果,天理难容。而汶川大地震中人们对“最牛希望小学”建筑商的“仁慈倾向”给予了高度的赞谥。

  当前身处急剧变革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中国,每个人都面临着贫富悬殊差距拉大,面临着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以及诚信失缺,信仰崩溃等诸多问题,常常感到被自私、虚伪、妒嫉、仇根、贪婪、背信弃义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因而也更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诚信、公正公平等等人性美德,从而表现出了空前未有的浮燥、无奈和失望。而这些正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甚至在写完《国富论》之后一直反复思考的焦点。亚当·斯密是写完《道德情操论》再写《国富论》的,以至当《国富论》首次出版时,他在首页上郑重地写上“——《道德情操论》作者”。其良苦用心也就是告诉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运作那只“看不见的手”时,别忘了甩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这只经济道德“看不见的手”。他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主体皆基于“利已心”而行动,它还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心理驱动力。然而他又指出:“美德就存在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追求之中”。即是说,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无需道德说教,市场化过程本身就是培育并实现良好道德伦理的场所。它不仅拥有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力量,还具有自动调节人性、使之趋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从长期看,一个民族或国家将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可以成为有德之国。这是因为市场社会存在着看不见的道德强制作用,无形之手的伦理学涵义正在于此。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在西方的影响正如儒家思想在中国一样,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学说已成为自由市场国家的主流道德伦理标准。已经渗透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的骨子里面。从小孩到老人,都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国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中华民族走了复兴之路。但是我们仅仅借鉴市场经济的硬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教育没跟上,造成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由于中国传统教育在其伦理学原理上存在着根本缺陷,虚伪地否认人类具有“利已心”这一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所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一旦被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使得原有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已,专人利人”一类的道德价值观没人信奉,而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又没有形成和上升为被普通大众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伦理,使中国的道德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没落的、连同新生的许多道德观念混合在一起,叫人无所适从。于是当利益成为唯一的驱动,道德让位于利益,制度又难以抗衡时;当人们认为有钱就有了一切,为发财不择手段时,整个社会的道德就崩溃了。

  按照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我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富与德同时实现的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因为特权阶层依靠制度的缺陷和社会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没有经过道德修炼过程的暴发户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毒瘤,他们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勤劳致富。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几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释了商业社会中道德败坏和腐败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妨碍人们勤劳工作,阻止人们实现生活改善愿望的特权、垄断,管制保护等等,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不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自然运行,而且还造成了商人的腐败和堕落,这是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各种根源,让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继续依靠权力和关系去掠夺财富,而不是让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并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商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观念混乱状态就难以改变,也就无法阻止整个社会的道德继续下滑。

  重新审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要大力宣传和培养经济道德,即在经济领域里要有约定俗成的制约人的经济行为准则。其核心是经济制度下利益谋取方式、谋取行为的约束。要使企业和个人在利益追逐中有社会责任感,具体表现为“利他”。“利他”才是道德的,这是“利已又利他”的最高经济道德境界。

  邓小平提出的“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应理解为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抓经济道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人是残疾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社会是残疾社会。残疾社会的前进速度是不可能持久加速发展的。其次要重视以德治国。当前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以及特权阶层利用权力大搞贪污腐化等现象,使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显得同等重要。早在2001年元月,江泽民同志就提出过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实施依法治国,才能确保我国政治文明有序,健康发展,实现政治清明,在大局上保证国家的国泰民安,长治久安;也只有实行以德治国,才能逐步增强各级各类国家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意识以赢得民心。才能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消除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再次,要有铁腕政治。要有一批仇和那样的铁腕政治家那样打击贪污腐化,彻底惩治贪污腐败。加强党内廉政建设,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重塑和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形象,让民众看到希望。

  用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来看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追求物质富裕和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准并不矛盾。只要完善法制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理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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