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无能，百姓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北方后金大举南侵，大明王朝就像一艘行驶在狂风暴雨中的破船，摇摇欲坠。1629年(崇祯二年)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农民领袖在甘肃、陕西一带揭竿而起，横扫半个中国。1642年(崇祯十五年)，原明朝佥都御史、湖广益阳人郭都贤临危受命，出任江西巡抚，都贤上任后整肃官吏，励精图治，但此时的大明朝已积重难返。

　　郭都贤(1599年-1672年)，字天门，号顽道人、些庵先生，生于湖广益阳县(1952年从益阳县析出置桃江县)三堂街合水桥。都贤出生书香门第，从小聪明好学，16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1622年(天启二年)郭都贤殿试高中进士。历任吏部稽勋、考功司主事、文选司员外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江西巡抚等官职。都贤为官清正，吏治严明，颇有贤声。1627年(天启七年)，担任顺天乡试阅卷官，史可法是他亲笔取录的弟子。

　　1637年(崇祯十年)农历丁丑年，郭都贤为母营葬石门村，并在此守孝三年。石门位于湖南省益阳县(今桃江县)境西南泗里河乡石门村，与安化交界，自古属于梅山峒蛮之地。民国《益阳之胜地与名人》记载：“石门山，以山麓有石壁直立，左右厢柱，屹立如门，故名。石门以内，泉石幽邃，另有天地，郭都贤丁丑为母营葬，甲申自江西解组于此，时清世祖入关年也”。石门左侧有一块巨石，形若皇家金椅，郭都贤见之赞不绝口。他登上石椅，欣然挥笔刻下“五云深处”四个大字。门前一石蛙，弹跳之状，栩栩如生，溪水从蛙背直下。石门古木参天，石怪岩奇，鸟语花香，风景幽美。郭都贤于崇祯十年(1637年)来石门后，便留连此地风景，买下了这个地方，后其母其小女均葬于此。明亡后郭都贤辞江西巡抚之职隐居于此，他在石门的两块石头上题刻有诗句：“西王旧日宫，楼阁五云中，即此归灵境，绵绵有道风”。暗示其最终的归宿是遁入道门，潜心修道。当时，郭都贤隐居桃江泗里河之石门山，莳花种秫，颇有佳致。

　　1643年(崇祯十六年)，大明王朝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官场腐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江西巡抚郭都贤力挽狂澜，严惩贪官污吏，但大局难以挽回。王夫之《永历实录》记载：10月，“张献忠义军逼境(江西)，所向披靡，民陷于水火之中，公乃召集民士乡勇守城(袁州)。都贤昼夜缮守御，兵饷无措，乃大会属僚，皆捐以助饷。此时左良玉屯兵九江，骄蹇观望，都贤恶其淫掠，匹马往见，责以大义，檄归之，而募士兵为戍”。张献忠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兵分两路进攻袁州。江西巡抚郭都贤率众乡勇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袁州被大西军攻破。“逾年，北京陷，郭都贤悲愤不食。公乃弃官还乡，于泗里河畔石门村隐居”。

　　明湖广总督何腾蛟谓其主将王允成曰：“吾病固不能任劳剧，旦夕思休。安得如郭天门营石门，积金粟，可赡数万人支十年，山径险绝，虏即至，不能攻入，任痛饮，拥姬妾，坐待太平耶!”允成闻之，日夕思据石门结寨。未几，清兵南犯湘阴，允成遽拔营走，掠湘乡而西，将据石门。已乃侦知郭都贤所居，乃茅庐草舍，木槿篱笆，无足据者，遂趋溆、沅间。清兵攻湖北，王允成与偏沅(湖南)巡抚傅上瑞剃发降清。

　　1644年(崇祯十七年)6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继位，称弘光皇帝，南明王朝宣告成立。南明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向弘光帝举荐郭都贤为南京操江提督，统领上、下江防事务，兼巡抚安庆、徽州、南京、池州、太州、德州六府，驻安庆府。郭都贤看透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坚辞不就。

　　1645年(顺治二年)闰六月，清摄政王多尔衮授予明朝降将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敕赐便宜行事。洪承畴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举荐了大批明朝降官，并请求清政府蠲免钱粮、停征漕运税等，为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促使国家迅速统一和稳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因郭都贤曾经有恩于洪承畴：“洪承畴坐事落职，都贤奏请起用”。于是洪承畴一直把郭都贤视为恩师。洪承畴经略湖广五省时，专程从长沙来到益阳(今属桃江县)泗里河石门村看望自己的恩师郭都贤。“以故旧谒都贤於山中，餽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都贤见承畴时，故作目眯状，承畴惊问何时得目疾，都贤曰：始吾识公时，目故有疾。承畴默然”。郭都贤痛恨洪承畴丧失气节，叛明降清，说我认识你的时候就瞎了眼，并拒绝洪承畴馈赠的金钱，拒绝接受安排其儿子做官。

　　何腾蛟开府长沙，为筹集经费，委任监军章旷创办义饷，增加地租，预征两年军粮，查抄富户财产，开设铸局铸钱，抽盐税等以资助军饷。“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湖南千里，炊烟几断，郭都贤十分伤心，借用南唐酒令“雪下纷纷，便如白起。明朝日出，将奈萧何”作《咏雪诗》云：“四望郊寒连岛瘦，一天白起奈萧何!”表达了他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和同情。

　　1647年(顺治四年)2月，永历皇帝派遣中书令、副将捧皇帝手敕召“楚五臣”，任命文安之、王锡衮为东阁大学士，周堪赓为户部尚书，郭都贤为兵部尚书，李陈玉为兵部侍郎。圣旨曰：“谕楚五臣，仍著地方官敦促赴召”。楚五臣：包括原礼部尚书文安之(湖广夷陵人)、原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王锡衮(云南禄丰人)、原户部尚书周堪赓(湖广宁乡人)、原江西巡抚郭都贤(湖广益阳人)、原监察御史李陈玉(江西吉水人)。“楚五臣”除文安之到任以外，其他四人皆因路途不通等原因而未赴任。永历帝迁到南宁后，加封文安之为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并赐他上方宝剑，以便指挥军队。王锡衮为云南土酋沙定洲所劫，未达。李陈玉于明亡之后披发入山，隐逸不仕，以著述终身。郭都贤则隐居于益阳(今桃江县)泗里河石门村，在家乡秘密参与领导反清复明斗争。周堪赓虽然托病未去赴任，却实以尚书归里也，仍在家乡湖南与郭都贤、陶汝鼐等人参加抗清活动。郭都贤秘密组织益阳白龙会在桃花江举义旗，与安化梅山峒瑶族首领屠汝铭率领的五千蛮兵和湖南道纪司都纪李纯阳带领的浮邱山三千道士下洞庭参加抗清战斗，配合明军打击清军。

　　1651年(顺治八年)下半年，郭都贤寄居于湖北嘉鱼县，与熊开元、尹民兴住在梅熟庵僧舍。农历九月初六，重阳节前夕，郭都贤邀请好朋友髡残同游大崖山。髡残(1612—1692)字介邱，号石溪，亦号残道者、庵住道人，晚年称石道人。本家姓刘，湖南武陵(今常德)人。在清初画坛，他与石涛并称“二石”，与程正揆(号青溪)并称“二溪”。髡残自幼喜好绘画，二十岁时放弃举子业，流连于名山大川之间。明朝覆灭后，他参加了由湖广总督何腾蛟领导的抗清斗争。失败后为躲避灾难，随其师半庵道人隐居在嘉鱼县出泥庵。这次大崖山之游，前后共五日，郭都贤留下了七首诗和一篇游记，记载了这次旅游的全过程。郭都贤在嘉鱼居住一年，后应大西军统帅、晋王李定国之邀返回湖南，参加衡山会晤，与周堪赓、陶汝鼐、李纯阳等人策划反清复明的“洞庭举事”，组织益阳周边的民间力量联合抗清。

　　8月，郭都贤从湖北嘉鱼县返回益阳(今属桃江县)泗里河石门村，然后再上浮邱山与各路义士共商反清复明大计，并应邀到衡山谒见李定国。郭都贤曾在《自叙》中写道：“王辰(顺治九年)恢复湖南，微有赞襄之力”。只是由于不久形势发生逆转，参与反清复明的官绅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仅销毁了有关文书，在自己后来的著作中也竭力加以掩盖，使那段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给后人研究这个时期民间的反清复明斗争历史造成了诸多困难。比如后世就有文章记载郭都贤辞江西巡抚后，于1646年在桃花江东林寺落发为僧，此事纯属误传。郭都贤于1644年从江西辞职后，隐居于益阳(今属桃江县)泗里河石门村，之后一直积极参与湖南的反清复明斗争，(这一点在他的《自叙》中已经充分说明)。因其与湖南道纪司都纪、浮邱观主持李纯阳道长相交甚厚，又一同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故而失败之后才在桃江县浮邱山的浮邱观出家修道，号“顽道人”。现存于桃江县文物管理所的一块由郭都贤亲笔题写的浮邱观真武祖师殿楹联残片，就是当年郭都贤留下的真迹，楹联曰：“中国有圣人，是祖是师，咄咄西来东土;名山藏帝子，亦仙亦佛，玄玄北镇南天”。落款为“顽道人郭都贤揖首撰并书”。另外，从郭都贤在石门村题刻的诗句：“西王旧日宫，楼阁五云中，即此归灵境，绵绵有道风”来看，也暗示其最终的归宿是遁入道门而非佛门。由此证明，郭都贤最终是在浮邱观出家修道，而不是在东林寺落发为僧。此外，从这个时期郭都贤的活动轨迹来看，(尤其是郭都贤参与“衡山会晤”、组织反清复明斗争、营救“洞庭举事”案被捕义士等)，也都说明此时的郭都贤并未出家。

　　1652年(顺治九年)10月，李定国在克复衡阳、湘潭后，与湖南义士秘密联络，以配合各项行动，并派石见五密约郭都贤、周堪赓、陶汝鼐等人见面。10月30日，他们一同在南岳衡山紫盖峰下九仙观拜谒李定国，共同商讨“起义兵逐清吏”。1653年(顺治十年)2月，长沙府胥役潘正先向清廷方面“首叛”，“逮捕数百人，汝鼐在列。”或说“湖湘名士被系者三百余人”，史称“洞庭举事”案。清廷偏沅巡抚金廷献在长沙审理此案，逮捕陶汝鼐等反清复明义士300余人，关押于长沙真武宫。还有大量逃脱者，至今都难以考证。其实参与和李定国在衡山商议“洞庭举事”的核心人物除了陶汝鼐，还有原江西巡抚郭都贤、原户部尚书周堪赓和道纪司都纪、浮邱山道长李纯阳、衡山九仙观道长李皓白、梅山峒蛮兵首领屠汝铭等人。由于金廷献审讯时没有查出“衡山会晤”的事情，所以郭都贤等人没有卷入案子，还能在外活动营救，其他人仍在继续秘密联络和组织抗清斗争。

　　5月初，清廷任命洪承畴为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洪承畴府衙驻于长沙吉藩四将军府(今长沙市黄兴北路青少年宫)，署之东即为真武宫。因郭都贤有恩于洪承畴，举事义军诸首领均请都贤出面营救。洪承畴原为明朝兵部尚书、太子太保、陕西三边总督。1644年(顺治元年)松山之战后被俘降清。郭都贤闻讯后非常气愤，大骂洪承畴没有气节，还说自己瞎了眼看错人了。这次洞庭举事案发，都贤本不想见洪, 但是为了反清大业无奈只得前往长沙会见洪承畴。洪大喜，恭迎于大门，然后满口答应马上释放这些义士。临别时，郭都贤对洪承畴拱手说道：“多谢两朝元老”，洪承畴惭愧地回答：“下官乃千古罪人，望恩师恕罪”。

　　清廷为了笼络人心，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之后，制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稳定湖南，尽量缩小攻击范围，加强湖南士绅官民对清廷的向心力，孤立和集中打击南明朝廷和李定国、孙可望等军事将领。洪承畴到长沙后，在政治上首先抓了“洞庭举事”案。在郭都贤的劝说下，同时也为了笼络和招抚反清人士，洪承畴破例在长沙公开审理此案，将被捕者全部释放，暂时留在长沙候旨。之后，报经清廷批准，“经略(洪承畴)斩诬首者于市，命(陶汝鼐等)以昭雪还绅籍”。将告发者潘正先以诬告罪名处斩，陶汝鼐等300余人则全部被释放回家。这是一个圆满的结果，在清初的谋反大案中极其罕见。

　　1653年(顺治十年)，明朝军队被迫从湖南退入广西，清军乘机占领了湖南的大部分州县。此时郭都贤与白龙会总舵主萧震天、道纪司都纪李纯阳、梅山峒瑶族首领屠汝铭率义军在益阳沧水驿、寨子仑一带阻击清军，后退入益阳城，与清军血战。由于明军主力撤出湖南，民间武装力量寡不敌众，最后益阳城破，大部份义士壮烈殉国。萧震天在激战中身中流矢而亡，屠汝铭身负重伤带三百残兵逃回梅山界，郭都贤和李纯阳则携剩余道士返回浮邱山，散入各自的宫观。都贤入浮邱观，拜纯阳道长为师，潜心修道，从此再不过问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