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经世致用第一人

龚旭东

历史待湖南不薄，曾赐给湖南陶侃，1500多年后，又赐给湖南他的后人陶澍。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湘军崛起，是湖南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史事，对湖南及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今天人们一提到湖南人才在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时，首先就会想到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人，而事实上，曾左彭胡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的崛起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从“道”或者说理论指引与陶冶的层面说，是周敦颐为代表的宋代理学传统和王夫之的新湘学学风;从“器”或者说直接政治实践经验与人才培养基础的层面说，是嘉道年间的湖南人、有“晚清第一人才”之称的陶澍。

陶澍出身耕读之家，绝无靠山背景，全凭多年苦学勤读从底层一步步崛起。乾隆中后期以降，世风日下，人心颓靡，陶澍谓之“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心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陶澍了解世情民生，洞悉社会弊端，立身清正严明，实事求是，凛然而有正气，强调为官之本“莫重于廉，廉则一介无私”，以“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自励，这是其一生能成就大事业，被百姓长久怀念、为士林恒常称道的首要原因。同时，他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学风影响，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又不拘于一格，不囿于一家，思想开放，视野开阔，见识深刻，一旦受到实质性任用，就在自己获得的每一个政治平台上力求锐意改革，除弊创新，终于以一位有品德、有思想、有学问、有胆识、有谋略的经世致用实干家的面貌，成为嘉(庆)道(光)年间经世改革思潮的倡导者和推行者。

经世致用为湘学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宋代湖湘学派力倡笃行之;明末清初，在此传统中断数百年后，王船山再度力倡之;清初文祸甚剧，乾嘉年间士林遂崇尚考据之学，嘉庆初年陶澍得到重用后又一次力倡厉行经世致用之学，使士林经世意识迅速兴起，成为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转变契机，亦成为清末思想学术巨变的重要基础。湘学这一根本特质数经流变而始终不堕，王船山、陶澍功莫大焉。陶澍十分尊敬王船山，曾多次到衡阳船山故居缅怀之，现今船山草堂高悬的“衡岳仰止”匾额即为陶澍所书，是邓显鹤为刻船山遗书到南京见陶澍时他欣然题写的。邓显鹤编辑刊刻船山遗书、贺长龄魏源主持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魏源后来编撰著名的《海国图志》等等重大文化事件的背后，起强力思想支持甚至支撑作用者，都可以溯源至陶澍。如果说“邓显鹤版”船山遗书的刊印，为王船山遗著与思想的早期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发蒙作用，实可视为曾国藩全面刊刻船山遗书之先导;如果说陶澍的好友及幕僚贺长龄、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标志着道光年间经世思潮与经世政治改革群体的形成;如果说魏源后来在林则徐的委托下编纂《海国图志》，标志着中国人真正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那么，陶澍可以说是这一切的襄赞者与重要思想源头之一。通过支持船山遗书和《皇朝经世文编》的刊行，陶澍为自己的政治经济改革与经世致用实践打开了思想上、舆论上的突破口，确立了最根本、最重要的思想理论依据。

与此相关，陶澍大力发现、拔举人才，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他以自己强烈的人格魅力与开拓创新的思想、胆略、才具，团结了一大批经世人才，形成了嘉道年间的经世派人才群体，并且直接开启和催生了咸同年间以湘军群体为主力和中心的人才群体。围绕在他身边的贺长龄、魏源、汤鹏、包世臣、龚自珍、李星沅、林则徐、邓廷桢、黄冕、左宗棠、胡林翼……无不是当世精英人杰。因此，他被誉为道光以来全国人才的“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如同黄河之源于昆仑、长江之源于岷山。

自湘军崛起以来，湖南向以政治、军事人才辈出而著称，经济领域的人才则较为稀见，而偏偏作为湘籍人才之源的陶澍却是一位擅长经济改革的理财高手。陶澍将对清代社会政治困局实行改革的主要突破口选择在漕运和盐政两大经济领域，是颇有政治眼光与胆识谋略的。漕运、盐政为封建王朝的重要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历来是铁定的官办与专卖，而相关各级官员也因其绝对的官家垄断性质而当仁不让地雁过拔毛，大饱私囊，因此成为贪污腐败的两大恶薮，且朝廷明知其弊端却无从措手革除。陶澍以过人的胆识与担当勇气，改变解决思路，引入商业机制冲破官家垄断，允许自由竞争保护商家利益，以相对的市场经济机制打破绝对的"计划经济"体系，在经济改革和与此偕行的政治改革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尝试。而他扶植、培养、荐举、影响的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大批人才，随后在更广阔、深入的层面上，进一步继承、推动和开拓了他的经世改革思想，使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我曾在前面的文章里提出，陶侃实乃湖南经世致用第一人。千年之下，他的后代陶澍继其先祖成为清代中国经世致用第一人，在思想学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人才培养与贮备等诸多方面，为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功其德不逊其先祖。在促使湖南领晚清以来中国风气之先，进而促使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新时代这一意义上，其功其德较其祖先甚或过之。

作为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型的最早推动者之一，陶澍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至今仍然是被严重低估了的。

>>一场喜雨，落在近代中国的黎明

文/易禹琳 图/杨抒怀

他出生时大雨滂沱，这场雨润湿了久旱的山乡;他去世前滂沱大雨，他拖着病弱的身体伫立窗前，为大雨中的南京百姓默默祈祷。其实，他63岁的人生就是一场雨，这场雨滋润着湖南、安徽、陕西、四川、江苏、浙江……的百姓。

他就是雨，他的名为澍、他的字子霖、他的号云汀，全是雨，他的父亲寄希望于他：“天下能苏万物者，莫如雨。”他做到了，他就是干涸的近代中国盼望的一场喜雨。不，他不仅是一场雨，他是惊雷，他是闪电，他是巍巍昆仑，他是浩浩长江……

一、 雾笼资江， 雾锁陶澍

( 清晨5时，从安化县城出发，去陶澍故里小淹。天还未亮，身旁浓雾紧锁的资江，仍在梦中甜睡。124年前，6岁的陶澍也是在这样一个清晨出发，跟随父亲去岳麓书院读书吧。不同的是，今天不过两三小时车程，陶澍当年在急流险滩中需坐船两三天。

50分钟后，我们到了小淹渡口，资水在此处形成深潭，一层薄雾飘在宽阔的江面。两岸青山对峙，是传说中的鸡公山、蜈蚣山、虾公山，江中两块巨石激流中稳立如印。陶澍是安化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官至两江总督，人们说他是虾公精再世，抢赢了官印。

陶澍得意于这个传说，他跟道光皇帝讲，自己小时读书的屋子就叫印心石屋，皇帝对这位干国邦臣很是倚重，闻此欣然为他书写了两幅"印心石屋"，大的一幅字如斗大。陶澍感激涕零，在虾公山下修了一座文澜塔，把这四个字刻了上去，并把它们刻在他任职的每一个地方。

薄雾中，一叶扁舟划过江心去对岸收网，一只白鹭翩跹掠过文澜塔，机动渡船突突地响起，小淹的早晨醒了。两三名妇女在渡口扭腰伸腿锻炼身体，四五个调皮的男孩子用一根绳子从高处的宿舍楼上土法攀岩而下，去江边玩耍。这样悠闲的早晨，陶澍肯定是没见过的，当年的他忙着放牛砍柴捕鱼呢!可这些少年是否有他当年的志向，是否写得出这样的对联：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油光似月，照亮万里乾坤。是否能让他们望子成龙的父母许下如许诺言：红茹、包谷、蔸根火，这点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小子为之。

乘着雾，坐渡船到对岸，近距离在杂草中仰望文澜塔，百余年的岁月把塔上的风铃吹得支离破碎，只剩几个在风中摇晃，仔细寻才能找到的“印心石屋”四个字，也出现了醒目的裂痕。)

晨雾终于散去，资江的水面开始波光粼粼。但一场百年时间的迷雾云遮雾罩，我们仍然看不清陶澍。迷茫中，竟盼来了两名驱雾者。

都说机缘凑巧。今年5月10日，安化成立陶澍研究会时，选了安化县政协副主席刘时雨做会长。一看这名字，就有陶澍当年取名的寓意，要做及时雨。对中断20年的陶澍研究来说，他果然是一场及时雨。当了会长，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出《陶澍全集》。闻得《湖湘文库》的大型出版工程已经启动，5月22日，他立即跑到岳麓书社打听，得到的答复是，因为资料欠缺，准备把原来出过的《陶澍集》120万字再印一次，次序排在曾纪泽之后。刘时雨不平：陶澍是清朝大臣中出全集的第一人，他不仅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经济改革的先驱、大学问家，还是晚清人才第一人，湖南近代人才群体的源头，魏源、左宗棠、胡林翼都是他推荐培养的，曾国藩也深受他的影响，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出全集，陶澍反而不能呢?5月23日，他跑到省图书馆查档案，好家伙，竟然发现了300多万字的资料，有奏疏，有书信，还在省博物馆找了一些实物。他马上赶回岳麓书社。

此时另一个与陶澍名字有关的人出场了，他就是岳麓书社的社长曾主陶。如果不是他亲口说，跟他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人都不会想到他的名字竟与陶澍有关。话说陶澍父亲在桃江曾家当教书先生，陶澍跟随在曾家发蒙。并时常去爬附近的浮丘山，后来还有诗词提到这段经历。在浮丘山两公里的地方，几十年后陶澍还修了别墅，他的女儿和女婿胡林翼就在这别墅里举行的婚礼。附近的栖凤寺是他出资重修的，文革被毁，在大雄宝殿下挖出了“印心石屋”的碑。话说回来，陶澍父亲教书的曾家就是曾主陶的本家，他的爷爷仰慕陶澍的道德文章，就给孙子取名主陶。

曾主陶听说找到了陶澍的新资料非常高兴，立即向《湖湘文库》编辑领导小组汇报。6月5日，《湖湘文库》领导小组编辑出版委员会开会，最终确定重新编辑《陶澍全集》，并且肯定陶澍的地位是“对近代中国和湖湘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而不是原来认为的在某些方面有影响的杰出人物，文集的编辑定在《湖湘文库》的甲编，顺序排在王夫之后面，接着才是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6月21日，岳麓书社紧锣密鼓地确定了编辑班子，执行主编是湖南师大陈蒲清教授，他读书时天天经过陶澍陵园，副主编是研究陶澍的专家陶用舒教授，顾问是大名鼎鼎的唐浩明先生。终于赶上了趟，刘时雨松了一口气。接着他准备到陶澍任职过的安徽、四川、两江这些地方去找资料，必要时到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去，那里肯定有很多陶澍的东西。

二、雨落长江，雨落黄河

(沿资水，从瓜棚玉米地旁的砂石路前行两公里就到了陶澍的官厅，现已变成了陶澍高中的校园和一片菜地。但紧临资水的一段围墙还在，两棵陶澍当年手植的玉兰树也亭亭如盖，树干需两人合抱，不由人嫉妒围墙根下晨读的学子，玉兰花开时的校园该是怎样的暗香浮动?

路边南瓜藤缠绕着一道华丽的拱门，80岁的老太太银发似雪，在拱门边做白辣椒，门后青青的枣树落了一地红枣泥。这就是当年陶澍官厅的后门，那缕空雕的龙凤、那高大的门当、那农家院子里随意散落的廊柱基石，都是官厅当年豪华的见证。)

服官数十载，起居如寒素的陶澍为何修了这样一个豪华的大官厅?背后藏着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离家20年的陶澍从南京回乡省亲，18只大船浩浩荡荡，煞是醒目。被一个叫鲍文淳的官员发现，告他贪赃枉法，搜罗金银珠宝返乡，龙颜震怒，派钦差大臣拦截检查，却是17船砖瓦石头外加一船书籍。闻得陶澍实为官清廉，大张旗鼓只为宣扬皇恩浩荡，道光帝龙心大悦，传旨将砖瓦石头换成金银珠宝。这一船金银珠宝陶澍用来修了这大官厅和桃江的别墅，还在安化48溪各修了一所学校。

陶澍一刻也没忘记过家乡。天灾连年，陶澍提了两尾鳊鱼晋见皇帝，说家乡的鱼在岩石缝中求生存致使肚腹扁平，家乡的老百姓生活更见艰难。皇帝因此免了安化三年的赋税。

对安化百姓来说，陶澍就是他出生时的一场及时雨，总是为安化带来福音。但陶澍并不仅是为安化而生的，他从小就以先祖东晋名臣陶侃为榜样，胸怀天下百姓。在京城国史馆篡修时，才华横溢的他左手组织消寒诗社，右手创办了悦生堂，救济贫民。在四川、安徽、陕西、江南任职时，兴水利、救灾民，惩贪官，当他离去时，老百姓挥泪相送，依依不舍，绅民作歌“来何暮，去何速，何时再来百姓福”。在这些地方，他的故事如滔滔江水一波波传到今天。

他没有辜负父亲为他取的名字，他就是泽被苍生的那场雨。

(在安化文物管理所的仓库里，我们有幸见到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 1825年，宫廷画家张九鸣为陶澍作的画像。画上的陶澍眉庞须长，端坐于一株桂花树旁。他自题诗于画上：平生未见先生笑，今日拈花喜欲盈。池馆香催桃汛稳，似问河水已澄清。

从来不见笑的陶澍为什么笑了呢?因为河道已经疏通，即使桃花汛来了，也可高枕无忧了。陶澍终于可以享受难得的片刻宁静。但他的背依然挺得直直的，因为他无可依靠，道光年间，影响国计民生的三大政河工、漕运、盐政都急需改革，甚至到了山穷水尽无可救药的地步。)

天降大任于斯人，陶澍应运而生。他少年时就负经世之志，精史志舆地之学，随时准备着大展宏图。他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惊雷，如闪电，划破积弊丛生的中华大地，一举击中要害，三大政起死回生。

张九鸣作的画像上，陶澍的眼睛如鹰隼一样锐利。这双眼睛以经世之才和实地调查为底，一眼就看出了当朝吏治弊端之所在，海运改河运，纲盐改票盐，银块改铸币，快刀斩乱麻。他在中城，仅十个月就处理积压案件八百余宗;巡视南漕，半年内运输漕米五百余万;到安徽，30多年的亏空糊涂案豁然一清。陶澍不仅有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敢于担当的气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近代中国难得的经济人才。他第一次提出农商并重，首倡漕粮海运，重视商业资本的力量和作用，并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允许自由竞争，官府保护票商，还注意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对在海运和赈灾中表现突出的商人给予职衔顶戴或官职奖励。

这样的改革，在今天看来，就是市场经济的萌芽，在当时更是震惊朝野，触动了一大批官僚奸商的利益，致使扬州竟然流行一种“砍桃树”的纸牌，凡人抓到这张牌(上有一株丑陋枯萎的桃树，旁边一大汉举斧相砍)，必定极尽侮辱言辞，以泄对陶澍的愤恨。但改革真正受益的老百姓，是守法的商人。他们玩牌时，必定毁掉这张牌才肯玩。陶澍去世时，两淮的盐商赠白金四万两为奠仪，被其夫人拒绝。

陶澍对“砍桃树”从不介怀，他有对联自勉：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四、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

(在陶澍官厅故址、今天的民办中学陶澍高中里留连，年轻的校长说起他的烦恼，就是老师总也留不住，最多三两年就要走。为什么呢?这地方太偏僻了，到对岸的小淹镇要渡船过河，到安化县城要一个小时。校园虽然紧挨资水，风景独好，但山乡的夜晚只有无边的寂寞，年轻的老师怎能耐得住。

是啊，他们怎么耐得住?白天的蝉鸣叫得我们心里空落落的。但左宗棠为什么耐得住呢?当陶澍去世后，他竟然在这官厅里呆了8年，抚育陶澍8岁的幼子陶桄长大。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情?让有鸿鹄之志，经世之才的左宗棠把生命中宝贵的8年耗费在偏远的小淹? )

让我们穿越时空去体会164年前的一场知遇之恩。左宗棠是一位私塾的教书先生，两次赴京会试都落第了。25岁的他在醴陵渌江书院当山长。醴县知县闻知两江总督回乡省亲路过，请左宗棠写了一幅对联表示敬仰。就是这幅“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东归”的对联，让陶澍惊为奇才，贵为两江总督的他与一介布衣左宗棠倾心长谈，并勉励他多学些经世致用之学。过了两年，27岁的左宗棠又落第，到南京拜访陶澍，陶澍让他高坐，并断言：他日，贤弟当坐此堂，名位在我之上，并与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在等级森严的皇权社会，有什么样的知遇之恩比这更让人感动?有什么样的鼓励比这更能激起左宗棠的斗志?

识才、重才，这是封疆大吏左宗棠与陶澍的渊源。因虎门销烟而名垂青史的林则徐则在很早得到了陶澍的欣赏，并调为江宁布政使，共事七年，志同道合，共同处理盐务、河工、货币等一系列政务，尤其是两人都主张禁烟，陶澍对林则徐大力支持，并向道光皇帝推荐其继任两江总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也多次得到陶澍的荐举，更充当了陶澍14年的慕僚。陶澍成就了一个思想家的实践。被视为湘军灵魂的湖广总督胡林翼更是被陶澍从小看中做女婿，精心培养。陶澍还积极支持云贵总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曾国藩虽未直接与陶澍接触，但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到阅读《陶文毅公全集》通宵达旦。

还需再举例吗?汤鹏、包世臣、李星沅、卓秉恬……这些中国近代精英，都曾被他吸引，从他那里吸取营养，共同举起近代中国的经世大业。《清代通史》里，萧一山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京赖陶澍之蝗(应为口字旁)引尔。”

又何止湖南人才?全国经世人才的方阵，几乎都围绕在被称为“晚清人才第一人”的陶澍周围。张之洞、张佩纶一语中的，把陶澍比做晚清时期人才的源头，如黄河发源于昆仑，长江发源于岷江。

五、 他是一块碑

( 从陶澍官厅故址往前，2公里就到了陶澍陵园。路过小淹水电站，陶澍陵园恢复办公室主任戴爱玲遥指石壁上间隔的花纹，你看，你看，那些都是陵园享堂和御碑亭里的碑。那么，这些石碑已深深地嵌进了水电站30多年了，它们可记得原来的岗位?只有陵园前的牌坊和那一对石狮是幸运的，那通往陶澍墓前的两列石马、石兽、石人是忠诚的，168年的光阴，它们从没有改变模样，也没有挪动一步，始终陪伴在陶澍的身旁。)

进园，右边的御碑亭缈无踪迹，一片茂盛的红薯藤在肆意蔓延。当年的供人祭祀陶澍的享堂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粗大的柱子像受了重伤的英雄，不知何时倒在地上。那轰然的响声似乎还回荡在这空旷的陵园里。 烈日下的知了为何那样声嘶力竭地叫?绿绿的嵩草又是何时长过了人头?一名女子把白辣椒均匀地晒在陶澍的墓上，一名男子把玉米摊开在他的墓前。墓下，为河工、水利、盐政、漕运等各种各样的国事日夜操劳而忍受多年病痛的陶澍睡去了168年。

时间仿佛停止了呼吸，疯长的蒿草、不能言语的石人、颓败的享堂构成一幅苍凉的油画，胸口涌起一种地老天荒寂寞的怅痛。陶澍过时了吗?当我们依然在使用他百年前主编的《洞庭湖志》，当我们依然在流传着他那些清官好官的故事，当他的经济改的举措，他的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的作风依然在今天有着借鉴意义的时候，陶澍过时了吗?

陶澍，你感到这种怅痛了吗?能诗、能言、能吏的陶澍没有回答。传来的是戴玉玲主任的声音：今年就要维修享堂，明年修复御碑亭，他的故居、印心石屋都会逐步修复。还计划为他写一部重量级的小说，像唐浩明写的《曾国藩》一样，拍一部最好的电视剧。

陶澍，你听到了吗?

六. 记者手记

那些洒在他身后的泪水

文/易禹琳

历史总是为那些杰出的人物而写的，小人物们，不过是成千上万地聚结在一起，为大人物营造一个演出背景。他们除了在族谱里(族谱也不过是大人物证明自己血脉繁茂罢了)有一个冷冰冰的名字，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苦乐，他们的故事，注定只是一缕烟。

8月，在令人窒息的暑热中，我走近陶澍，走近一位顶天立地的杰出人物，几乎被一场透雨淋湿。但真正叫我难以忘怀的是他身后的人。他的母亲、弟弟、妹妹、他的妻、他的妾，他早夭的九个孩子。

有谁知道少年陶澍以惊动满天星斗的才华得到乡人夸赞时，他的弟弟却为家庭生计负米走在百里之外，到17岁才发蒙读书?有谁想到，弟弟为见哥哥一面，由安化徒步走到荆州，等了一个月才见到兄长，匆匆一晤又从此天南地北?有谁知道他唯一的妹妹4岁做了童养媳，23岁弃世而去?有谁能理解他的女儿真的割肉救母?又有谁去体谅他众多的小妾为他生了一个个儿子，却要含泪看着孩子早夭?

这一切后面有着多少的泪水?

也许他们没有流过泪，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他们，是千千万万个他们，托起了陶澍这样的英雄。他们没有名，他们没有碑，但他们与这天地共呼吸，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灵魂，分明就藏在安化小淹的山山水水里。

嘉宾

陶澍：近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驱

文/陶用舒

开启了近代湖南人才兴盛、形成“惟楚有才”新局面的陶澍，被张之洞、张佩纶称为“晚清人才第一”，而且有如“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是晚清人才之“源”。陶澍不仅是近代湖南人才的带头人，而且是湖南历史上最杰出的经济人才。

清代道光年间，清王朝已从“康乾盛世”的顶峰跌落，封建社会危机加深，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和清初的经世思潮相比，这时既有知识精英魏源、龚自珍、包世臣、姚莹、汤鹏等著书立说，大力提倡;又有政治精英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黄爵滋等组织实施，积极推行。经世学者与经世大臣相互结合，彼此推引，导致了道光年间传统的儒家经世意识向近代经世思潮的发展，开创了近代爱国经世的新风气，为中国社会由旧传统向近代化前进了一大步。

陶澍不仅是道光年间经世思想的信奉者、倡导者、宣传者，而且是其重要的身体力行者和实力推行者。他"少负经世志"，鄙视厚古薄今，空谈义理、逃避现实、迂腐陈旧、扼杀人们聪明才智的宋学、汉学，反对把读经通典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由于陶澍位高权重，当时倡导经世思潮的主要人物，如林则徐、魏源、贺长龄、包世臣、姚莹、龚自珍、黄爵滋、汤鹏等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并大多在他所管辖的两江地区活动，视其为首领，他对经世派的后起者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也有深刻的影响。至今，陶澍都被称为"经世派中的实干家"、"湘系经世派的柱石"。

陶澍从小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又长期任官于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有较多出现的两江地区，因此，他以经世致用思想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必然带有明显的"重商"、"利商"、"用商"特点：充分重视和依靠商人力量;注意照顾和保护商人利益;尊重商品经济的规律;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陶澍首倡漕粮海运，切断了以河运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封建贪官们的重要财路，有利于南北贸易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改纲盐为票盐，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纲商对盐业的垄断，由盐业官营变为盐业商营，由官商对盐业的垄断变为盐业领域内开始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由此，陶澍突破封建经济体制，将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引入盐业改革中，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盐业领域发生。陶澍还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实行近代银本位货币的自由铸造制度，它不仅是当时解决货币危机的有效措施，有利于维护我国货币的独立和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陶澍是近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驱。

陶澍一贯重视经济问题，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决心要人民过丰衣足食的生活。他发展生产，教农民改种早稻，增产粮食;大兴水利，灌注农田，促成"嘉禾满大田"的丰收景象。他在两江(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为官19年，对两江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大的作用。魏源说："后有来者，欲大苏东南之困，为国家筹百世之利，非赓其绪而恢之不可也。"正是由于陶澍卓有成效的经营，道光帝才倚其为"干国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