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益阳人中，官做得最大的是陶澍，事功最显赫的是胡林翼，“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汤鹏）”(曾国藩语)。

汤鹏(1801-1844)，字海秋，九岁能属文，十四岁补学员，道光二年(1822)举人，明年连捷成进士，以主事分礼部，时才二十三岁。十年，充军机章京，极受大学士曹振镛赏识，担心他在“冗众”的礼部受到遏抑，特奏调至户部，旋擢贵州司员外郎。十五年，充会试同考官，时年三十五岁。对这样一位年少高材，舆论皆以为“不日月跻津要得美仕也”，然而汤鹏不走寻常路，“自赀求为御史”，做了一名言官。

这年八月，工部尚书宗室载铨，在检查公务时，将本部司员嵩曜误认作“家里人”。所谓家里人，是指旗人虽须服从皇帝，然而也要敬礼所在旗的旗主，旗主则视本旗之人为家人，当然，家人听上去不错，其实另有个称呼则是奴才。然而嵩曜并非载铨的“家里人”，闻言觉得受了侮辱，回头就向长官具呈代奏，告了御状。清宣宗认为“载铨措词过当”，而“嵩曜负气具呈”，都有错误，遂将二人分别交给宗人府与吏部议处，结果载铨照例议罚职任俸一年，嵩曜照例议罚俸九个月，各打五十板，了了此事。但是，到了十月，汤鹏重提旧事，率先奏称，载铨处分过轻，请再交宗人府量加议处，并请将嵩曜处分宽免。宣宗大怒，批评汤鹏“率意渎陈，于奏定准行事件，妄议改更，无此政体。且赏罚为朝廷大权，岂容臣下妄行干预”，若此，“实属不知事体轻重，不胜御史之任”。随命汤鹏卸任御史，仍回户部。

回户部，汤鹏升任江南司郎中，管理军需局，并被钦点为陕甘乡试正考官，可知圣眷未衰。而圣眷所以未衰，大概与当朝大佬对他的爱重有关。而所以爱重，则因为大佬们特别喜欢他的制义。

有一条笔记，记录汤鹏在考场上的机智，久为人知，云：

寿阳祁相国寯藻，督学湖南，邵阳魏默深源，益阳汤海秋鹏，皆其所激赏。道光癸未(三年)，汤魏两先生均赴会试，至都谒祁。祁语汤曰，海秋之文何其冗长，不如默深短炼佳也。是科，祁充会试总裁，题为《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汤入场，忆师言，文特简括，后比连用三字句。寿阳得之，曰，此魏默深也。亟录之。比揭晓，则益阳汤鹏也(陈锐《袌碧斋杂记》，载《青鹤杂志》一卷二十一期)。

按，祁寯藻于道光二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明年任湖南学政，至六年卸任。而道光三年会试，考官是曹振镛汪廷珍王引之穆彰阿，祁寯藻并不在列。可知祁寯藻不可能在三年会试前夕在京指点汤鹏如何作文。这条笔记可能是张冠李戴了。

然而，汪穆二位老师，先后为汤鹏的八股选集作序。汪序(道光七年)自谓“生平不轻为人序文”，实在是有感于汤鹏“天才固多，而人工亦非其所少焉”，才愿意向世人介绍这种既是“自成一家之文”，又是“不名一家之文”的佳作。穆序(道光十七年)则谓汤鹏“闱中之文，朴遬浑坚，浏亮顿挫，余固心焉许之”，而学与年增，才不少却，俨然已到了韩愈所说“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境界，因此愿意大力揄扬。其序还透露了一条书市的消息，谓汤选自七年刊行，“几于家有其书，人有其篇”。此语不虚。道光十二年，邵懿辰初至北京，即“见书肆间市汤君海秋时文，善琱绘物情而举以大义”(《汤海秋哀辞》)，印象深刻。

文章写得好，且能畅销，诗也很不错。龚自珍撰《书汤海秋诗集后》，谓汤诗可以“完”字做评语。其词曰：

何以谓之完也?海秋心迹尽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挦扯他人之言以为己言，任举一篇，无论识与不识，曰此汤益阳之诗。

当然，龚自珍说的这个“完”字，是对汤鹏而言，并非对诗艺而言。从汤诗或能见到完整的汤鹏，然而未必能代表完美的诗艺。他在《己亥杂诗》里为汤鹏写了一篇，云：“觥觥益阳风骨奇，壮年自定千首诗。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仰为。”(第廿九首)“勇于自信”四字，褒贬已在其中，恰如前揭强调个体而非诗艺之“完”字。汤鹏的湖南老乡傅熊湘，藉着龚自珍的评语，说汤鹏“自负甚厚，至谓合于性天，出入于风骚而不苟作”，“惟骏快之作，常觉有发露太尽之感，转不如驽缓者之纡徐可思”，至于整体水平，则“七言古乃似尤西堂，其次亦不过为常人语而已”(《钝安脞录》卷一)。

《己亥杂诗》

虽然，汤鹏的声名在后世还是寂然的。不过，托曾国藩的福，对爱看近代轶事的读者来说，提起汤鹏，还是有印象的。据李伯元《南亭笔记》云：

曾(国藩)与汤海秋称莫逆之交，后忽割席。缘曾居翰林时，某年元旦，汤诣其寓贺岁，见砚下压纸一张，汤欲抽阅之，曾不可。汤以强取，则曾无事举其平日之友，皆作一挽联，汤亦在其中。汤大怒，拂衣而去，自此遂与曾不通闻问。

故当时在京湘人谚云，曾国藩包写挽联，江忠源包送灵柩。然而，据曾国藩为汤鹏写的祭文，则二人闹翻，与生挽无关。其词曰：

我行西川，来归君迓。一语不能，君乃狂骂。我实无辜，讵敢相下?骨肉寇仇，朋游所讶。见豕负途，或张之弧。群疑之积，众痏生肤。君不能释，我不肯输。一日参商，万古长诀。吾实负心，其又何说。

其自述则谓，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曾国藩完成四川乡试正考官的差事，回到京城，汤鹏特地组局欢迎，哪知一语不合，两人大吵一架，闹到不欢而散，直至明年汤鹏逝世，二人再未见面。国藩对此十分内疚，故曰：“一日参商，万古长诀。”惟据曾氏家书，谓“汤海秋久与之处，其人诞言太多，十句之中仅一二句可信”(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则曾不满意于汤，又非一日矣。

曾国藩

汤鹏的死，是暴卒。诸人所作行状传记墓铭哀辞，皆未明言因为什么原因而暴卒，只有曾国藩祭文提了一句“一呷之药，椓我天民”，可知与吃错了药有关。而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猛药不可轻尝”条，汤鹏是在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的家宴上与朋友打赌，不信“大黄最为猛药，不可轻尝”的邪，自谓“无疾常服之”，硬是当场吞了一两多大黄，黄昏即已腹泻不止，稍延至明日凌晨，即告暴卒。一位才人，就这么稀里糊涂送了性命，令人难为情。曾国藩评曰“岂不有命，药则何罪”，也是实在不知如何去说这事。

汤鹏《漫兴》云：“雕肝刻肾三千首，赢得人间号海翁。”而他终年只有四十四岁，徒负“海翁”虚名，实在令人遗憾。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谭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