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沙花鼓戏之益路花鼓

　　长沙花鼓戏之益路花鼓是在资水流域及洞庭湖一带的民间歌舞“地花鼓”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地方小戏。声腔有打锣腔、川调及部分专用曲牌和民歌小调。由于声腔风格所决定，其代表性的传统剧目，多为正剧及家庭悲剧，唱腔高亢，表演朴实，深受群众喜爱。

　　益阳商周时为荆州地，春秋战国属楚。汉·王逸《楚辞章句》：“昔楚国南郢之邑，湘沅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益阳不仅楚风甚盛，而且屈原还作《天问》于桃花江。清·同治《益阳县志》载：“康熙志云，相传屈原作天问于益阳之桃花江。”今桃江之凤凰山，尚有“天问阁”、“屈原钓鱼台”，屈原使女肃英墓遗址。悠悠千载，楚风犹存，至后世，楚巫俚调之风，还愿冲傩之俗一直在益阳各地盛行。益路花鼓的部分声腔，就是在“傩腔”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可谓楚文化之遗响。除此，益阳各地还有着别具风格的田歌、船渔号子、山歌、弹词曲艺、婚丧喜庆之吹打、民歌及民间歌舞竹马灯、地花鼓等等，均为益路花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清·同治《益阳县志》载：“元宵灯节，狮子、鱼、龙、花鼓，唱玩薄曙。”所谓“花鼓”便是益路花鼓的初级阶段“二小戏”时期，这大约在清·嘉庆、道光时期，后逐渐发展为“三小戏”，这时一些专用曲牌如[游春调]、[辞店调]、[姨娘调]等等已经形成。至咸、同年间，益路花鼓的主腔打锣腔、川调逐渐形成并发展各种板式，戏剧内容扩大，行当增多，于是开始有了益路花鼓的职业班社。如清·同治年间，在益阳出现了由赵松山、赵兰山兄弟起班的职业班社，五十多人，阵容庞大，演出于益阳、沅江、安化一带。不过这时还为“半台班”，即湘剧、花鼓混演，白天演湘剧，晚上演花鼓。“半台班”现象，可从两方面看，其一，益路花鼓形成发展中一直受湘剧影响，因此其声腔、剧目表演功底深厚；其二，亦为躲避官府辑拿。“花鼓”是被官府禁演的。如清·光绪十五年在益阳茈湖口立有“永禁花鼓”的石碑。然禁者自禁，演者自演，此时益路花鼓已发展到了偏远的安化山区，如清·宣统元年七月十二日《长沙日报》载：“安邑小淹地方演唱花鼓淫戏。”益路花鼓正呈蓬勃之势，岂为一碑一纸所能禁矣？所以，清末民初，益路花鼓之职业班社如雨后春笋，勃勃而生。影响较大的有清末桃江彭桂香、李贵林组织的同春班，清末民初益阳兰溪杨紫春组织的宝华班，之后又有瑞林班、宝和班、盛庆班、盛和班、仲和班等等。职业班社的兴起，说明益路花鼓艺术越来越成熟，拥有的观众越来越多。1943年抗战期间，以艺人孙芝亭为首的益路花鼓宝和班毅然成立“益阳楚剧抗敌宣传队”，编演了《中秋诱敌》、《姑嫂上坟》、《哑巴劳军》等十多出抗敌剧目，此举不仅表现了益路花鼓艺人的民族气节，也开创了益路花鼓编演现代戏之先河。

　　长沙花鼓戏之益路花鼓自清·道、咸年间始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已基本形成了它完整的声腔和正、悲剧剧目，及朴实的表演和浓烈泥土芳香的伴奏风格。

　　解放后，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益路花鼓的辉煌时期，其时，由原民间著名的文华班、宝和班、仲和班等民间职业班社合并为劳动花鼓剧团，后改益阳市花鼓戏剧团，“益路花鼓”有了国家所有制的专业剧团。继而，省汇演获大奖，晋京演出，赴云南慰问，灌唱片、中央台录音，评为全国红旗剧团，出席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等等。此时的益路花鼓不仅享誉益阳全境，还影响全省，乃至省外。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益路花鼓处于艰难的困境，好在地方政府正着手益路花鼓的抢救传承工作，相信益路花鼓这朵百花园中的奇葩将会迎来重新绽放的春天。